“波士顿精神病”的患者口中的监禁理由与戈夫曼的单子极为相似。但也有某些极度激动或抑郁的病人无法与研究者进行有条有理的交谈；还有几个长期住院者接受对其病症的医学界定。（事实上，戈夫曼指出，宾夕法尼亚医院的医务人员和长期病患者竭力挑战常态化理由[normalizing reasons]，并力争让新入院者接受他们的医学定义[Goffman 1961: 154–55]）。除了这些例外，大体上说，对于自己的入院，这些人讲给我的理由是他们使自己和我之间的关系常态化的尝试，他们想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与常人无异。

戈夫曼对自我呈现的绝妙研究凸显了本书的一个主题：尽管理由的给定——不管是通过言语、哑剧还是二者兼备——是一种自我呈现，这种自我呈现总是通过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对戈夫曼的肤浅解读可能会得出结论：唯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人们只是在自我安慰并理解这个世界。这种解读大大低估了下面这种情况的重要性：某个人接到一个焦躁不安者的信号，而后者正试图操纵（或预估）前者对这些信号的反应。总的说来，戈夫曼笔下的表演者试图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常态化。

罗伯特·埃杰顿（Robert Edgerton）曾做过一项几乎被后人遗忘的戈夫曼式的研究，他对智障人士如何掩饰自己精神状况的观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戈夫曼的主题。这些曾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人有阅读障碍，难以清点钱款，无法辨识时间，但他们通过给定易于接受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缺陷。埃杰顿将这些理由称为“有用的借口”（serviceable excuses）。“幸运的是，”埃杰顿指出，

出院之后，这些病人在大部分场合都会给出有用的借口。例如，我两次看到一位妇女为自己无法阅读市场里的标签寻找借口，理由是自己喝了太多的酒，无法凝神注视。但有一个借口几乎屡试不爽，这些出了院的病人也乐此不疲。当实在躲不开阅读的挑战时，经过片刻慌张，这些智障者会给出理由：自己忘了带眼镜，看不清这些字。心领神会的对方一般会接受这个借口，并大声读出相应的文字。（Edgerton 1967: 164）

我有时会在去食品店时忘记携带老花镜，结果就自然看不清重要的标签。在我看来，埃杰顿的故事颇具可信度；我戴着老花镜时，如果有人需要帮助，我会非常乐意效劳。有用的借口将人际关系常态化，否则人们可能会直接忽略对方，甚至相互羞辱。

下面这种相近的理由给定策略适用于打探时间：

这些出了院的病人不会问“现在几点了”，而是说：“已经九点了吗？”回答——“还没有，还差几分钟”、“早过了九点了”或“现在才八点”——非常简单易懂。从而，智障者多采取后一种方式问时间。他们常常举起自己的手表，说：“我的表停了。”大多数智障者都佩戴手表，甚至包括那些无法辨识时间的人。在打听时间的时候，一边看着手表，一边愁眉苦脸地说表停了，这往往收效不凡。一个佩戴了一只早已停止走动的手表的人这样说：“我问：‘已经九点了吗？’同时告诉他们，我的旧手表停了，这时总会有人告诉我还差几分钟。如果我不戴上这只旧手表，人们会觉得我是个废物，面带鄙视地扬长而去。”（Edgerton 1967: 166）

本书的读者应当能顺畅地阅读食品店的标签并辨识时间。但所有人都曾有过掩饰自己不经意暴露出的笨拙的经历，在那一刻，我们会大声给出——或者无言地表达出——希望足以解燃眉之急的适当理由：“对不起，我以为这是韦伯先生的办公室”，“我的眼睛被太阳灼伤了”，“这把锁总是锈住”。正如戈夫曼和埃杰顿所言，我们常常为了避免尴尬而给定理由。我们证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并非看上去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