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了，大学毕业照例找不到工作，我想，扮演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似乎不错。于是，我去应聘了。那是当时一档曾经很红火但是年久失修的文艺节目。招聘挺正式的，还有口试和笔试。主考老师问我对于栏目改版的看法。我这样开了头：节目做到这份上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做什么事都是这样，从不好做到好比较容易，从好做到更好就难了。估计这样貌似富有哲思其实涉嫌拍马屁的回答给领导留下了应有的印象，因为不久之后，我就被通知录取试用了。真是天上掉馅饼。当然不是做主持，而是到剧组打杂，画画大黑板，抄抄通讯录什么的。记得第一页第一个名字，是蔡国庆——那个时代北京市民心中的都教授。到后来才知道，不是谁都有资格给制片人抄通讯录的。那得把你当自己人，是待遇。

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栏目组的领导在带我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入职教育：从今以后，你就是你们家挣得最多、路子最广、能量最大的家庭成员了。换句话说，从踏进电视台这个大门开始，你就要以家庭的顶梁柱来要求自己。你从此可以让家人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从此后，我那颗被艺术学府压抑了四年的小市民的心突然间不可遏制地被点燃了。一门心思想着转了正，就赶紧结婚，结婚了就赶紧占上分房的名额，分了房子就赶紧生个孩子，从此以后过上这样的生活：早上八点骑车到崇文门，赶单位的班车，下午三点半去澡堂洗澡，回办公室的路上拐一趟食堂，买一斤烙饼半斤素丸子，之后一路喷香地接孩子，笼火做饭。这中间再把老公时刻拴裤腰带上，以求现世安稳，做一个浑身散发着猪蹄和蜂花洗发水混合香型的上班族。后来，我如愿转了正，并且排上了单位分房的末班车。唯一不遂心的是，原本的结婚对象在我持续的逼婚之下落跑了。我跑到西安，希望追回自己的爱情。结果当然像所有有勇无谋的前女友那样，气急败坏，铩羽而回。失魂落魄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一个忧伤的工作狂。每天晚上睡在位于地下室的宿舍里，天亮提上鞋就上楼进机房，经常几天几夜不出西三环苏州街那座支有高高避雷针的白色建筑。到了晚上，电视台大楼打出红色绿色和蓝色的霓虹灯，映照着我苍白的四肢和灵魂，就像特别土气遇上了特别丧气。后来，有一个同事指着那灯光跟我说，你看你看，咱台是不是显得特别剔透。这人竟然把电视剧《西游记》似的霓虹灯看出剔透来了，还真让我豁然开朗。我想如果嫁给这样一个善于把周边事物设想得很阳光的人，对于我这种刚刚被初恋男友淘汰掉的悲观主义者来说，一定很疗伤。

经过辗转，我到底成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后来，在扮演了一阵子生活节目《温馨的家》的主持人之后——在那两年，我活活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擅长各种生活小窍门和家长里短的长舌妇，谢天谢地领导实在看不下去了，觉得我离他心目中的生活女神央视张越大姐的神髓还是差得太远，于是我被转岗，并分配到了一系列新开办的栏目，这才终于有机会开疆拓土，野蛮生长。接下来十多年，我又分别扮演过《北京特快》中的新闻主播，这个角色扮演得风起云涌煞有介事；《证券无限周刊》和《微观视界》里的财经主播，这个角色扮演得相当矫情，而且足够假正经；和民生节目《身边》主持人等跨度很大的角色，并一度荣膺“北京小媳妇”的光荣称号，可见入戏之深。后来不上班了，在微博里露出了真实嘴脸，爆粗，刷屏，冷嘲热讽，口无遮拦。很多人表示不适应。我跟他们说，要不是看着自己每天确实这么干了，连自己都不相信，我竟然是个性格演员。一个记者问我，我觉得您主持节目的时候还是很投入很专注的，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您一定很享受这份工作吧。我告诉她，装的。她半晌回过一句：您这么说，还真挺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