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成都的市民化与包容精神，西门媚的新作《纸锋》里专文介绍了社会学者魏伟研究成都同性恋的专著《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魏伟说其他城市的同志都非常羡慕成都同志所拥有的自由和空间，并提出三条理由来说明形成如此格局的原因：文化的多元性（没有包容，绝无多元）、本地宗教（道教对成都的影响）和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颇有意思的是，这位获得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魏伟是重庆人，以我对成渝两地人之观察，说成都好话的重庆人不多，除非是在成都受教且长期生活于此的重庆人，成都的独特性凭借学者对特殊群体的细致研究得以彰显。

说了这半天，好像西闪、西门媚夫妇似得道高僧入定一样，古井无波似的。倘使人们出现这样的判断与认知，那必是我文字力有未逮所致。事实上他们在热爱生活、温柔敦厚地应对世事之余，有那种为美好生活起而行之的勇气，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们是热爱成都的，正是因为太热爱，所以不忍看它受到人为的伤害。在为它做了自己的努力而无成效后，他们只好移居同样充满生活及市民气息的广州。好在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虽然我们见面的时间更少了，但却可以每天在网上“相见”。即便在成都，他们与朋友们的交往方式也多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天涯若比邻”在如今绝非夸张，而是一种事实描述。

慢生活不是麻木，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强大到对外界保持自己的思考与关心，却不被它完全左右的能力。《韩非子?观行》里说：“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享受慢生活的西门媚根本不需要像董安于一样“佩弦以自急”，而且还能分享自己内在的欢悦。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大量的阅读。她所读的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文学作品，另一类是非文学作品。文学对西门媚有特别的意义，既不是为扬名立万，也不是为了拿奖赚钱，而是基于自己对持久阅读与写作的热爱。当然这些对她产生强大心灵慰藉的书籍的作者，多是外国人：马尔克斯、莱辛、帕慕克、恰佩尔、科埃略、布尔加科夫、门罗、阿特伍德等。她欣赏这些作家对幽暗人性细腻无尽的描摹，真可谓“魔鬼在细节中”。 她对只以玩弄技巧取胜的作家评价不高，如很多人跟风崇拜的阿兰?罗布格里耶。至于说西方那种写作班套路的做法，自然亦难入她的法眼。她不认为人性与社会的丰富性会按照他们所制定的训练框架去发展，这就像病人不可能按医书来生病一样。而少数中国小说家亦给她带来滋养，除张爱玲、王小波、陈冠中等人们有所知晓外，像董时进、谢宝瑜，不少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向外的寻求多是依靠非文学作品，读的多是有关宗教、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上述西方小说家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她阅读的“主菜”，对于个别小说家的作品，她甚至采取“竭泽而渔”的读法。如果文学作品相对偏“软”，那么这些作品就是很实在地体现了人们对当下生活的应对与反思，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巫宁坤的《一滴泪》、何伟的《甲骨文》、陈映芳的《变中之痛》、郭于华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崔卫平的《思想与乡愁》与《迷人的谎言》、西闪的《思想光谱》等。事实上西门媚的阅读与思考，是典型的不自划牢笼、不自设边界。在读那些更为幽微地洞穿人性深谷的文学作品的同时，她也读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说明了她既关注现实亦求诸内心的双修之旅，巧妙地维持了她的精神与社会现实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