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电影《窃听风暴》热映之后，有过一场讨论。有人盛赞片中的那位窃听者，他本是卑下的窃听者、告密者，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感动，变成了一位暗中的拯救者。但也有人出来说，研究民主德国的档案发现，在庞大的体制里，并没有一位这样的人，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人、为正义承担风险。

最近读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就让我想起了这场讨论。

巫宁坤是著名的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我们现在读的经典小说，好多都出自他的译笔，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他早年在飞虎队做过翻译，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49年之后，怀着一腔热忱回国教书，厄运也自此埋下伏笔。

回国不久，他先是被打成“反革命”，接着又被打成“右派”，50年代，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要在沼泽、冻土里开辟良田；60年代初，被关在北京郊外监狱，目睹同囚狱友饿死，幸得全家人救助，从黑市买来粮食，才把巫宁坤从死亡边缘救回来；60年代中期，回到大学的他又被学生批斗，再之后入牛棚，被打为“牛鬼蛇神”，要严加改造；妻儿被下放到农村，由妻子一人带三个孩子在陌生的乡下艰苦度日……直到1980年，他才被平反，回到讲台，回到研究中。

这一本书，记叙了他那二三十年的人生际遇，读来令人叹息不已。但巫宁坤的记述并不止于诉苦，他也观察苦难年代他人的选择。

比如，在牛棚时，有两名学生先后被派来改造他和另一位老先生，这两位学生都私下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悄悄跟着两位老师读书。一位跟着两位老师读古典作品，另一位跟着巫宁坤学英语和德语。学生因为管教“无功”，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很差，会两门外语的，只能到一个乡村中学任教，但他并不后悔，终身奉巫宁坤为师。

在巫宁坤被平反后，曾经参与过整黑材料的同事朋友，有的良心深为不安，专程登门致歉。巫宁坤这才知道，上级曾交给一位助教监视他的任务，这位助教没有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后来也被送去劳改。

当然选择另一种做法的更是多数。巫宁坤被打成“反革命”时，以往一名相处甚好的同事，马上变脸，诬他清白，二三十年后，巫宁坤得到平反，回到校园，再碰到这位同事，同事老远就哈哈大笑，说：“好久不见!”仿佛昨天还在一起喝过茶，绝无愧疚不安。

巫宁坤阅尽沧桑，最好的宝贵年华虚度了，等到平反的时候，当年送他回国的同学李政道已经作为国家贵宾，来华访问。

但巫宁坤对所有这些际遇有一种冷静超脱，他并不仇恨个人，他分析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把持久的苦难变成了生命的馈赠，在苦难中观察人世。这是他的选择，也是最终支撑他度过这30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