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长的警察走到我和老太太跟前，对我说，你不是工人，你马上离开。我说，纠察线拉在路中间，一半供行人通行，这是你们自己规定的，我不是工人，我是行人，我有权站在这儿，I have the right。警察看着我，一脸轻蔑：“Right？”他说，权利？我告诉你吧，权利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其实你并没有什么权利。他拿出他的大怀表，说，给你一分钟，一分钟内你不走，我就逮捕你。一分钟一到，警察就把我拉上了一辆警车。这是辆囚车，里面还隔成两间，我被关在后面的空间。很奇怪，警察把车往森林里开，停下来，两个警察下车，打开前面的隔间，把关在里面的一个妓女拉下车，带着她走到林中，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才回来。

我被拉到市政府监狱，又是照相又是押指纹，煞有介事。美国监狱往往是让犯人管犯人，犯人头目对我说：小伙子，你真有胆，你这么个小孩子竟敢偷警车！什么？我怎么成了偷警车的？我后来才知道，警察这么做是故意的，偷警车是严重的行为，属于联邦罪，以此入罪，我在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有案底了。但在法庭上他们并没提偷车的话，只说不听警告，让我走不走。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工会又从纽约请了个大律师给我辩护，因此只交了十四块钱罚金就把我放了。而上法庭前，还得先保释，这需交三十块保金。我没有钱，这也好办，警察局的对面就是保金经纪人的办公室，借三十块钱，大概需要还五十块。高利贷，很黑。

这个事件,对于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从小就很怕死。我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孩子。十二岁时，我患了第四次肺炎，病得挺厉害，而医生竟当着我的面告诉我母亲，“这个孩子活不到二十岁——肺部太弱。”开始在美国搞工人运动后，经过几次风险，意志力逐渐增长，伯明翰的这次事件，更让我坚定了一点：对于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害怕，也要去做。不过，我并没有真正解决心理恐惧的问题，这种恐惧心理在延安撤离遭遇敌机轰炸时有过一次集中爆发，直到1949年把我长期监禁以后，通过学习和思考，我才彻底体认这个道理。从这一点看，我在狱中才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多少年以后，大约在1967年，我看到了一首打油诗，体现了我的想法：“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方自由。”

伯明翰事件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直接卷入战争，我也动了当兵打仗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