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文班共三十个同学，同一个连队中还有学马来亚文的，学泰国文的，学日文的最多。我们的宿舍是普通的学生宿舍，但不和普通学生住一起，我们有连队的组织，单独上课。图书馆、校园活动当然和普通大学生在一起。

上课的内容比较自由，军方并不限制讲什么不讲什么，譬如我们的参考书里面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节选，但并没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尽管这本书正在美国进行宣传。陈受永教授可以决定请谁来讲课。

斯坦福培训班的老师和学生，思想倾向比较偏左，大部分人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陈受永教授是个广东华裔，跛脚很厉害，是小时候摔坏的。他妈妈信佛，见儿子受伤，只烧香拜佛，并不带他看医生，落下残疾。他是主要的中文教授，教中文之外他还教莎士比亚。他的政治态度应该属于中间派，谁也不骂。有一次，国民党的人请他到旧金山参加翻译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周后，他就气冲冲地回来了，对我们说：他们要的不是翻译，是粉饰，是怎样让美国人接受，我不干了。他有个哥哥，在加利福尼亚的名校Pomona College（波莫那学院）教书。他哥哥来给我们讲过课，讲中国历史，有个同学问他，你是赞成国民党还是赞成共产党。他说我无党无派，什么都不参加，但如果必须参加一个，我就参加共产党。问他为什么？他说共产党关心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国民党已经把它抛弃。

我的同学里，只有三个人支持国民党，其余都对共产党有好感。我们都知道解放区村子里用黑豆白豆投票的故事，知道八路军里战士可以开民主会批评军官，知道他们官兵平等。这些主要是从斯诺和卡尔逊的书中读到的。当然也有别的消息来源。美国有个著名记者叫 Theodore White（白修德），他写过许多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章，批评蒋政府的裙带关系，登在美国大报大刊上，影响很大。我后来认识了白修德，我们回美国初期还曾得到他的帮助。

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是由共产党创办的，它不但召唤了众多华侨儿女回国抗战，对美国人也有影响。我正在学汉语，这份报纸就成了我的学习资料，他们免费给我寄送。我对两位作者的文章特别感兴趣，他们是徐大年和朱唐，真名叫徐永煐和唐明照。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当年的引路人，在五六十年代都和我发生了直接而紧密的工作关系。

总之，当时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国民党不行，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了，认为共产党抗战积极，讲民主，八路军在关心亚洲问题的人里面名声尤其响亮。

学了九个月之后，其他语言班都肄业了，唯独中文班延长了三个月。三十个人中刷掉了十个人，最后只剩二十人。我考了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