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哨兵把我推过院子时，我哭了起来。哨兵对我说：没有关系嘛，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不会解决吗？他的话给了我另外的信息，震惊之中又添加了迷惑。

几分钟后，又把我带回左边的屋子，开始审讯。一起乘车的那个年轻军官主审，师哲在场。师哲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以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政策当时就有。我心里想，好像天下的审讯者都一样，伯明翰的警察抓我时，说，我们对你清楚得很，比你妈还清楚。然后问，你的全名怎么拼写？我对师哲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这样的人。他大发脾气，说你把我们看成乡下佬，笨蛋，把自己看得很高明，你以为我们没事干呢！他还说，你是敌人对准我们的一把刀，我们现在要把刀口转过来指向敌人，如果你痛痛快快地交代，把你的特务关系都说清楚，我们上车继续去北平，这个小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第一条道路，你还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就是拒绝交代，不过，我们有办法让你讲，你最后一定会讲。说到这儿，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接着说：但是，你会受不了！我立即抓住了这句话，说：你们威胁我，要给我上酷刑。他马上退缩了，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即使我们想这么做，毛主席也不会允许。

后来我说，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毫无保留。师哲说，我们不需要你长篇大论胡说八道，你只要交代你的特务关系就行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你到解放区以后没有干过坏事，有些特务来了，受到感化，或者出于胆怯，没有干原来想干的事，我们只要你交代你的关系。我巴不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但没办法，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关系”。后来我在美国讲演，还跟听众开玩笑，说最好大家事先准备好可以交代的材料，万一哪天被捕就有得说了。就这么翻来覆去地审问了一天。中间师哲还用很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们美国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另外就是女人、美酒。我不同意他的话，我说我们美国人同样可以为正义事业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争夺太平洋岛屿的战争，美国人多么勇敢，多么不怕牺牲。师哲听后没有反驳。他只参加了第一天的审讯，后来都是那个年轻人审。他不让我交代问题，只反复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两句话，叫我端正态度，说只要态度端正了，接下去的事很容易办。

端正态度花了几个星期，没什么效果。徐科长就说，你说你要交代，那好吧，你说，我给你记下来，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开始讲，从头讲起，特别是自己认为可疑的事情，我都提了，怕日后查出来更说不清。比如我有个表兄，其实我们没见过几次面，他是个律师，也是个FBI。我还讲了跟斯特朗的关系，他装作没兴趣。

先后大概讲了两三个星期，也不是每天讲。我当时思想上有很大的迷惑，一直摇来摆去，摇来摆去，一会儿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会儿又觉得他们是在考验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整风。我在新华社的朋友和熟人，几乎都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不再能够写作，只能改行摄影之类的工作，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我对自己说，他们搞错了，但我不能埋怨党，那样的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样的话离开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错的事传出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影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