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外国专家，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最多的是苏联专家，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苏联专家总人数有几万人，当时北京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分布也较广，重要建设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苏联专家不同于后来一般所称的像我这样的“外国专家”，其角色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是全面的指导者，是“顾问”。他们自成体系，跟别国的专家不相往来。

五六十年代，在单位每天都要做广播体操。

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我第一天到单位报到，梅益局长就跟我讲，你是中共党员，是我们的同志，苏联专家当然也是我们的同志，但你跟他们不一样。他说，苏联专家要求参加我们的党委会、编委会，我不能同意，我说会后我会传达相关内容，但你们不能参加会议。这件事恐怕引起苏联顾问的极大不满。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首席苏联顾问名叫巴宾克（Babinko）。我后来听玉琳讲，巴宾克要求参加党委会，被拒绝后大发脾气，因怕激怒他，开党委会时只好悄悄通知，不让他知道。玉琳是通知会议的人，她觉得我们太过忍让，心里很有意见，但不敢说。

他们在生活上也跟其他专家隔离。友谊宾馆一位姓宋的副总经理告诉我们，友谊宾馆主楼的大餐厅特别讲究，苏联专家在那儿用餐，其他专家只能到副楼餐厅。宋曾跟他们的领导说，我们觉得很难为情，都是从兄弟国家来的专家，都是我们的客人，不让他们进主楼餐厅用餐不好交待。对方告诉他，这是他们国家安全的需要。说明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兄弟国家的同志。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也高人一等，各单位要配备会做俄国菜的厨师；办公室宽敞讲究，如巴宾克的办公室铺地毯，连梅益局长也比不上；坐车必须一人一辆，而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专家只能拼车。这种情况既让别国专家不满，也使中国方面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