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要先看一看两国现实中的战略实施案例。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都正处在关键转折点，拥有共同的问题：过去的成功策略并非长久之计。中国过度依赖生产模式，而美国过度依赖消费模式。对于这两大经济体而言，这种互补性问题需要寻求相似的框架去解决，在今天更是如此。中国和美国都亟须重新进行战略部署。

这两个经济体如何应对重新调整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不同的宏观经济战略方式。我会在第十一至第十二章中详细介绍它们最新实施的再平衡举措，但在这里也介绍一下中美两国决策制定的流程。双方的过程都牵涉领导层和宏观管理的机构层面，而且也是两国政治和经济要素间相互作用的缩影。

在中国，战略职能的实施十分直截了当。2007年由温家宝提出的“四个不”是开端。这个看起来无关痛痒的言论很快成为分析框架，引发了诸多关于中国长期以来成功的发展模式的内部讨论。“四个不”向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出了行进指令： 以维稳、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视角，分析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经济发展并未达到理想程度，那么就要实施战略性转型。理论上，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简单。

而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则并不那么容易。在整个极度过剩阶段，虚假繁荣景象使得美国国家经济领导人竭力否定战略转型的必要。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们拘泥于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议程，坚信不可持续的现状是可持续的常态。与温家宝在中国经济取得瞩目成就时提出对可持续性的担忧不同，美国政府——尤其是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从不曾质疑经济的可持续性。相反，他们相信可持续失衡的假象。

在美国，从来不曾出现类似于“四个不”之类的言论。最初被设想成为协调人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本应当唱唱反调，提出类似的担忧。但与之相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却保持了沉默。在基于短期政治回报的繁荣经济面前，没有人愿意去打破现状。无论市场泡沫化现象多么严重，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市场可以有效地发出经济信号。然而不幸的是2008年年底，市场发出的信号比美国政府所担心的要糟糕得多。

美国对自由市场的偏爱是基于其认为市场具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市场自身拥有反馈回路，所以并不需要类似中国国家发改委等机构的监管。而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就在于不依赖于市场的自我纠正。中国不希望出现大规模盛衰周期，所以并不会为这种现象的发生留很多机会。例如在2007年后，计划制订者设计出度量标准追踪“四个不”的发生风险，而且若风险趋势不可控时，还做好提出解决方案的准备。

或许中国的战略方式看起来颇为机械性，其中也包括重要的隐性维度。清楚认识到类似“四个不”的发展阻碍及设计指标来衡量潜在风险是一回事，辨别指标何时发出了警告信号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关于战略决策的智慧判断。

以中国为例，在过去三年中，两次巨大的外部震荡——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发出了警告信号。对于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而言，这两个信号意味着：中国的两大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和欧洲——在危机过后恢复缓慢，而这代表着曾经一度发展迅速的出口型经济或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转型时机降临了。连同对于长期存在的内部失衡的担忧，以鼓励消费为主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