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政策在前所未见的预算赤字的背景下，不过是在口头敷衍对于采取新的经济战略的要求。意识到占总经济规模71%的美国消费市场欲涨乏力，奥巴马政府正努力将辩论方向转向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础设施和出口这两大板块成为焦点。然而针对这两项至今也没有制订出完善的战略发展计划。美国政府是否能履行这些“软战略”还需拭目以待，将在第十一章中再做讨论。

在此同时，美国政治团体把降低赤字当成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的中期目标。但是，美国国会内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很难达成共识，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只能依赖于对大多数联邦自行开支项目进行公式化的全面削减。讽刺的是，这种对于实现国家政策议程规则性的政治战略流程，其实与中国战略职能中的机械性计划流程并无太多区别。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结构性再重组平衡都不是轻易的事。它需要时间——而这对于拥有较短政治周期的民主制国家而言，算得上是稀缺品了。而且，重组战略常常涉及公司的倒闭和裁员——对于选举制国家来说，又是一个碰不得的政治敏感问题。美国并不能忽视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中短期的政治风险，而且也没有有效的政治体制以制定长期的战略重组。而相反，中国的“四个不”以及新的战略方针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经济战略的两种不同方式对于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中国正将其经济增长模式转移到国内消费上，美国也要想办法来弥补中国廉价商品减少供应的空缺。而且中国大量的资本盈余对美国的支持越来越弱，对压低美国利率和推高资本市场的补助也越来越少，美国或将面临艰难境地。美国战略空白的另一大要素也随之显现出来：缺少长期的储蓄战略。那么当可依赖的外国储蓄越来越少时，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又该如何应对？

两个国家不同的战略方式对于经济体和金融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也许未来几年，一股强大的力量或将席卷而来，例如利率和汇率上的压力，或者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亦有抬头之势。如果没有相互兼容的经济战略，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否仍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但说得更具体一点，如何得知看起来美好的事物实际上并非如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随着中国、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不断攀升，人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然而，危机降临前的警告不仅仅出现在资产和信贷市场或者是日益依赖于市场的真实经济体，全球化的组织架构——这一用来缓冲经济体之间不平衡性的黏合剂与减震剂——同样应得到重视。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放大了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之下的紧张关系。两国经济中的周期性泡沫和结构性扭曲的结合使彼此间的紧张关系日益紧绷，而这一现象仍待解决。

紧张关系的核心就是一个零和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一定以牺牲他国的利益为前提？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跨境贸易对于双方都有积极意义，而反对者则担心一方的收益会导致另一方的损失——更明确地说，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会造成美国工人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