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一旦消失，整个资产定价的基础便要重构。以金融大师罗斯的套利定价理论为例，该理论的前提是要进行无风险收益的确定。通货膨胀率或者通常讲的狭义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进行无风险定价的参照系，以国债的收益率来表示。当通胀消失，此项收益率无法确定，资本资产定价体系必须重新改写。

信息革命左右公共资金

新技术革命不仅冲击着政府的收入结构，对支出结构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以中国为例，2013年政府的预算内支出增速居前的是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文化体育与传媒、政府债务付息支出、科学技术和国防，这些领域的支出增速快于全部领域平均10%的水平（见图1–3）。

上述支出中，很多是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自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就加强了对工业、国防、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等领域信息化的支持力度。从投资的角度思考，必须高度重视政府鼓励的行业。但要注意的是，政府的鼓励与否不看口号，而要看在财政支出方面是否得到体现。

开放的政府：政府公共治理直面新技术

新技术革命下，政府的公共治理水平必须提高，否则民众就会用脚投票。以“滴滴打车”为例，移动互联技术对于解决城市打车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政府眼中，这种市场化的行为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于是建立了96106热线提供类似的打车服务。但据出租车司机反映：“一位顾客叫了96106后半小时没有结果，用‘滴滴打车’，5分钟后就上车了。一个小时后，96106通知顾客车已到。顾客大声讲：‘我已经到了飞机场了。’”

不仅租车，停车、堵车等城市公共治理都使得政府必须面对新技术革命。当智慧城市的建设成为公共治理的载体时，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一样都不可少。

同时，新技术革命下的信息充分、散布迅速已经成为事实。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得到了空前加强，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监督。如今，一块手表、一瓶好酒、一句不得体的官话，都可能被昭示于天下。在舆论的监督下，政府加速走向更加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民主并不来自权力的博弈，而是出于技术的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