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原本就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公共生活和私人的日常生活，但在传统和惯例中，新闻似乎更关注社会的公共生活，较远离私人的日常生活。这里除了有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新闻报道的机制和把关人的筛选（狗仔队就专门报道公众人物的私生活，似乎还为此发展出一套理论，这里有更复杂的动因）。因为日常生活不仅琐细、庸常、不上档次，而且还无关大局，无足挂齿，所以容易被剔除。更何况这类日常生活琐闻充满着个人的情感和偏好，往往不够客观。而正规的新闻机构因为其报道公共事件并采取公众的立场，人们习惯将它看成是公众的代言人而获得了某种规范性和权威性。此时记者和报道者的立场被隐去了，他们的报道被认为是站在公正和客观立场上的。记者是秉持职业操守的，又受过正规的训练，他们的客观和公正似乎是由其所在的机构作保证的。新闻机构由于赋予记者某种客观性和公正性，又反过来证明了它自身的不偏不倚。

其实，新闻机构有新闻机构的偏好性，记者有记者的主观倾向，人们对此熟视无睹而已。新闻机构和新闻人往往运用社会所认可的话语来报道事件，所以掩盖了其报道的选择性和偏向性。例如在有关灾难的报道中，经常有受难者家属或群众“情绪稳定”的报道，久而久之，这“情绪稳定”就成了认可的套路，似乎没有了它，报道就不够客观。有一些新入行的记者，尽管报道的写作上还不够老练，叙事的功力上还有待提高，但是那一句“情绪稳定”，却显示了其不相称的世故。

微博上的新闻由于没有权威机构作保证，所以在客观性上有点悬。微博人的新闻也不使用记者常用的那套新闻报道话语，个人性的言语和偏好性的表述使得其报道的公正性又悬上加悬。但是微博新闻却以其生动、鲜活、及时，带有个人体温和喜怒哀乐，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使得当下的记者们编辑们麇集在微博中寻找素材。以前人们将寻找丑闻报道的行为称之为“扒粪”（据说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最早把当时从事揭露新闻写作的记者们挖苦为“扒粪男子”的），现在好了，扒扒微博，总要高雅一些。常常听到一些新闻报道中有“零距离”“原生态”等等夸张的说法，其实，微博倒是当得起这一说法的，即便是讹传和谣言，微博上的讹传和谣言也是原生态的，动机昭然，不那么阴险，比较容易查找源头。再则，微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不是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而是体现在各种言论、思想、立场的交汇之中，不同个体的真实侧面，是所谓的客观世界的最好注脚。

微博不仅使生活新闻化，更开辟了个人的公共关系新领域。关于公共关系学，依某些教科书的界定，是“研究组织与公众之间传播与沟通的行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在伯奈斯当初创建公共关系学的年代，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意味着商家的宣传、促销，意味着产品的包装和人的包装（如竞选总统），有时就搞成了公共忽悠学，正如时下的金融工程专业，在实践中偏向圈钱工程学的路子。微博在打破了新闻的定义后，再一次挑战了公共关系学，因为微博是以个人行为替换了组织行为。每一个微博人都明白，只要上了微博就不是生活在熟人圈子里，而是进入了公共空间（个别官员不甚明白，在微博上说私房话，以为可作手机短信用，套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是媒介素养不够的缘故）。

微博作为公共空间，有其特殊性，这是有着博主私人话语印迹的公共空间，或者说是在私人领地中的公共空间，毕竟博主有权随时关闭和开放这一领地。作为私人话语和公共空间融合的微博，在社会文化中所发挥的功能和带来的人际交往及社会文化的新变化几乎是全方位的，以前人为设置的种种界限均被打破，如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区隔，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区分、文化和政治的区分，等等。由此许多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界限也模糊化，例如微博中舆论的概念既可作为新闻传播学的概念，也可以看成一个更广泛的文化概念，因为微博不只是关心社会重大事件，它对日常生活事件和一般社会文化现象的关注，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改变了整个社会文化形态，重构了个体和个体、个体话语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