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的打开是在1900年，待到1907年，那方寸之地早已被翻腾过多少遍了，如果有值钱的东西早就被掳走了。假设这堆什物中有王羲之的字或吴道子的画，王圆箓再愚昧也不至于轻易脱手，哪有斯坦因的份。再说，敦煌在中国的腹地，斯坦因从哪儿出境都不易，路途遥远，又没有飞机火车可搭乘，交通工具基本就是骡马大车，四处茫茫原野或戈壁，如果碰上强人剪径是没地儿躲的。我想，如果遇上强人，他们觑中的一定是洋人口袋里的钱财，而不是那一车车中国的“破烂”。那时节，这样的老古董肯定比今天容易寻觅，也相对好搜集（估计造假也没有今天这么猖獗，造假只有在成为一个产业链时，才有利可图）。也没听说有什么歹人潜入莫高窟盗宝。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的后辈写穿越小说，会编出敦煌盗宝记这样的故事来，在这样的故事中，莫高窟周围一定有城管巡逻，甚至有武警把守，但斯坦因到来的时候，藏经洞只有王圆箓一人把守，他外出时，一扇木门和一把铁锁，仅此而已。

据说王圆箓还是有一些眼光的，或者说有些嗅觉，感觉到藏经洞里的这堆什物可能有价值，当然，所谓有价值也是指文物价值，不是宝物价值，如果是宝物，他早就秘而不宣，拿去换银子了，省得到处化缘来盖他的道观太清宫了。他曾向地方的各级行政长官通报了数次，得到的答复是就地保管。这中间，有一位道台，还对比了王圆箓呈上的写本，认为那上面的书法不如自家写得好，关注的是其书法学上的意义。

二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文物的概念和宝物的概念是不同的，分开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概念是交叉的，有时是等同的，难分难舍的。

宝物是独立的，不需要衬托，无论在珠宝店，在博物馆，还是私家收藏那里，都会射出耀眼的光芒，让所有的人眼前为之一亮。文物是要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中，在一定的语境里才有价值。今天来看，莫高窟的一切，哪怕是一抔黄土都是宝贝，可是那时节，莫高窟几近废墟，只有王圆箓（或许还雇一两个人）在那里忙碌，清理。谁也不认为藏经洞里的这堆什物有多么重要的价值。这跟卞和献璧不同，和氏璧是宝贝，楚王或楚王的近侍、玉工等有眼无珠，不识荆山之玉。而敦煌的情形与此不同，那些纸本和经卷只有在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和宗教研究者的视野中才有价值，所以要等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的登场，才显出意义来。

这是很悖谬的事情，王圆箓和斯坦因造就了敦煌学，却同时背负了罪名，如果当初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胡乱处理，甚至烧纸取暖，反倒不会有人指责，王道士只是无数道人中较为寻常的一个。或者说斯坦因拿走这些，没有送回英国，中途不测，文物失散，也不会有人指责。事实上，他多次考察西部中国，在没到敦煌之前的1900年，已经在从喀什到和田的途中搜集了大量的文物，如陶片、钱币、金属器皿、简牍、写本、画像等等，若没有敦煌学的崛起，则可能他的这些占有，没有多少人会记得或提及。在国人眼里，他最多是一群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者中面目模糊的一员。然而有了敦煌学情形就不一样了，或者说敦煌学越显赫，他们身背的罪名也越重。其实，敦煌学并不是必然会有的，这是意识历史或者观念历史的产物，正是斯坦因和王道士的偶然相遇，给了历史以产生敦煌学的机遇，当然还要有伯希和的跟进和法国汉学研究的兴盛，否则，以中国（或大清）当时的情形而断，恐怕这类文献资料被毁弃和埋没的情形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