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七七事变的升级，卢沟桥的交火开始变得类似于1914 年6 月的弗朗兹·斐迪南王储被刺杀事件。这件成为“一战”导火索的特殊事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即使它不升级，欧洲的军力失衡和更广泛的紧张局势也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催化出一场战争。同样，即便北平附近的这场战役被当作地方性事件和平解决，中国和日本也将在某一天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从1937 年7 月7 日起，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城镇乡村，中国的地方铁腕人物和好战的日本少壮派军阀们的摩擦将不再左右时局，而是由两个国家的首都——南京和东京，来做出将其国家置于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

7 月10 日下午，远在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并短暂代理过国务总理。——译者注）正在他位于双橡园的家中为斯坦利·K. 霍恩贝克举办午宴，后者是美国国务院东亚问题的顶级专家，也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心腹顾问。出席宴会的还有财政部长孔祥熙，他也是蒋介石的连襟。霍恩贝克做了一番恭维示好的致辞，其中暗藏锋芒。他肯定了中国在国民党治理下的现代化建设，也观察到在“财政、修路和铁路建设上”的进步意味着“在总体上，中国的事务似乎都朝着一个极为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大感疑惑，“继续沿着集中精力建设中国的道路前进，而不是与外国政府开始发生争执”不是更好吗？他认为，如果中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加强国家建设，那么其他势力就不得不严肃对待中国。就在几天之前，孔祥熙还一直在游说一群来自纽约的投资者，称国民党统治下的新中国是一片投资的乐土：“中国不再是军阀割据时期那个分裂无序的中国了。”但现在，孔祥熙换了一套说辞。霍恩贝克在报告中说道：“中国正准备跟日本打一场它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其原因在于跟中国相比，日本越来越强大。”王正廷和孔祥熙两个人都做出了具有预见性的宣言：“若无中国之抵抗，美国他日必将直面日本之侵略。”因此，美国现在应该对中国施以援手。而霍恩贝克虽然同情但也很谨慎，指出美国只会插手危及其自身利益的事务。很显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日本侵略中国算不上是1937 年夏季的头等大事。

与此同时，东京也在煽风点火。7 月11 日，近卫文麿在一个媒体会上宣布，日本正往华北调动军队。但讽刺的是，在同一天，在华北的中日军官宣布他们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一切都显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了：得知蒋介石往北调军，日军参谋本部立即从朝鲜和满洲派遣军队前往华北。日本国内的民意此时已经沸腾。3 天之后，近卫文麿在一个地方长官会议上作了讲话。在讲话中他告诫日本民众做好“最坏打算”，并宣布“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出的艰苦努力看来是失败了。因此，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处在危险之中”。陆军大臣杉山元补充说，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是“南京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发言人则在讲话中掺入了威胁的成分：“如果（中国方面）出现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我们已经准备好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应对。”考虑到关东军曾在1931 年闪电占领满洲，这样的一个警告很值得留意。

中国政府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正在为一场大战做着组织和动员工作。7 月13 日，用于测试平汉和陇海两条主干线铁路防御能力的大规模防空演习在中国郑州开展。几天之后，演习变成了现实，报道称“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北平—汉口铁路的沿途多处袭击了中国的火车”。中国民众怒火中烧，情绪日益高涨。上海的民间团体开始呼吁抗日：“无数中国民间组织给北方的第二十九军发去电报，表达它们的慰问并鞭策士兵们保卫祖国……市民联合会、中国银行业者联合会、本土银行业者联合会和中国商会给卢沟桥的保卫者送去了1000 美元。”就连一些小事都可能点燃人们的怒火。7 月上旬一个中国三轮车夫和一个日本客人之间因为车费发生争执，结果引发了集体冲突。到了7月下旬，局势已经远非地方守卫士兵之间的相互射击那么简单了。日本帝国陆军参谋本部在给蒋介石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之时，也向自己的军队发出了动员令。日益不安的上海民众观望着华北地区的战事发展：虽然人们最初希望中日危机可以和平解决，但7 月18 日后的形势却每况愈下……可以感受到，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和平还是战争这一问题将水落石出……日本于昨晚11 点30 分将最后通牒递交南京政府，要求中方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同时停止干涉7 月7 日卢沟桥事件和解条款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