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狂风大作的一天。跟往常一样，学校照常上课。我到达高中部的时候，看到一群学生居然在暴风中敞着外套玩耍，有些只穿薄外套和戴棒球帽。这令我惊讶不已。这里的最低温度可达零下七十度，即使在日间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很难达到零度以上，他们难道真的天生不怕冷。我看到，学生们迎着暴风不断地高高跳起，然后又不断地被风吹倒在雪地上，他们貌似很享受那种被暴风吹倒的感觉。

马歇尔和波尼整个趴在地上。墨瑞戴着一顶海豹皮毛制的帽子，而不是平常的棒球帽，赶到我身边。“我们想看看往后面能飞多远。”他必须喊着说话，我才能透过风声听到他的声音。

我走进教室，刚脱掉大衣，丹先生就从书架之间出现了。他交给我一份名单。“我会重新安排你的课程表，这样你就有时间研究解题方法，”他说，“这些是老师们说应该参加的学生。”

我的本意是组建两个队──总共只要八个学生。我的预期名单里有墨瑞、波尼、马歇尔、龙达、帕妃、梅雷迪思，只需要再加两位。然而我们学校共有高中部四十一位学生及五到八年级的三十五位学生，丹先生给我的名单上竟然列了三十八个名字。

“好像有些老师只是把班上的学生全部列出罢了，根本没有遴选，”我告诉他，“我真的是有点忙不过来，我还有其他九个学生，以及五种不同的科目。”

丹先生环顾我的教室兼图书馆兼办公室，说：“我们无法把每个人都塞进这里。家政教室如果有空，你可以在那里教解题、代数和阅读，在这里教其他科目。”

“看来我要教六门课，还包括一个全新的‘项目’，在同一个时间点还要在教室的两边上不同的课？”我没好气地反问道。

“你会做得很好。”丹先生边说边进入他的办公室，关上门，拉下窗帘。

第六节课，我进入家政教室时，三十几张脸看着我。有些学生散漫地把头靠在伸长的手臂上，有些是下巴搁在桌沿，还有些整个人都窝在椅子里，瞪着天花板。他们使我想起达利（西班牙画家，1904—1989）的一幅以融化的钟为主题的画作。我很难想象这里就是要准备跟州内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展开学业大战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来这里吗？”一个中学生首先发难。

“你不是自愿来这里的吗？”我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