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夏天，东欧剧变已成定势，这种变化自40 多年前冷战开始以来从未出现过。尽管当时担任的是《时代周刊》的国内新闻编辑，我还是决定走出办公室，亲自到那里看看。新闻和历史在此次行程中神奇交汇，其中有很多难忘的时刻，比如与莱赫·瓦文萨（Lech Wal?sa）在格丹斯克船厂、与躁动的学生在柏林墙边等经历都让人难以忘怀。但是最值得记住的是在布拉格的经历，那天前捷克领导人瓦茨拉夫·哈维尔被释放出狱。

《时代周刊》驻布拉格的特约记者是哈维尔的朋友，因此他带我去了哈维尔位于查尔斯大桥的住所。我心怀敬畏地与他坐在沙发上。对我而言，哈维尔也许算是我们那个时代捷克最伟大的英雄了，也许只有一个人能与其相提并论，那是自从我在1968 年“布拉格之春”期间跟踪报道国际事务之后一直尊敬的一个人。这时，有人敲门。我起身去开门，打开门的一刹那，他的名字便脱口而出：杜布切克（Dub?ek）。这位1968 年的英雄，“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此前一直隐居在前捷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虽然与哈维尔素未谋面，但听说他出狱后，杜布切克便乘车来到布拉格表达对他的关切。

我一般不保存我与政治家们的合影，但是我格外珍惜那天与哈维尔和杜布切克的快照，因为那一刻便定格了历史。这篇文章回顾了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1989 年11 月《时代周刊》封面故事的节选。

俄国人经历了上百年外敌入侵的磨难，一直以来都把国家安全视为领土控制和领邦臣服的代名词。莫斯科想把周边国家当作自己应对威胁的挡箭牌，加上1 000 多年来俄国的扩张主义以及20 世纪遍布全球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这一切都促使斯大林把军力投放在东欧，并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权。

苏联的安全诉求必定成为别国的威胁，但也给自己带来了危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蒂芬·柯恩（Stephen Cohen）说：“历史的讽刺在于斯大林在东欧建立的安全区成了最不安全的隐患之一。”苏联的行为引发了东西方的竞争；这些“诸侯”国难以驯服，苏联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不堪重负。

因此，苏联控制东欧的日子走到尽头也是可以理解，也许甚至是难以避免的。数年后，人们重新审视1989 年的剧变，即便想得通，也会震惊如初。因为突然之间，新闻头版接连报道此事，这在一年之前还是难以想象的——欧洲格局将重新建立，国际关系也将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安全的重新定义下转型。

我们熟知的东欧在存在了40 年后于1989 年解体，历史会在某一天将这一时间重重地刻在时间轴上。人们往往人为地设定这样一个概念：一批国家与邻国突然被“铁幕”隔开，并被强加了一种己所不欲的意识形态。苏联对东欧的统治在未来看来也许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插曲（1945~1989 年），这一插曲给中欧留下了经济残局，对其文化和历史却几乎没有什么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