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怕革命的心理已经使《旧制度与大革命》俨然成为显学，隐藏在它背后的保守主义旗帜却不能幡然张开，这大概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窘境了。曾在革命路上狂奔的人似已明白应当与敌人和解，却发现自己难以卸下盔甲，因为那关系到它的道统，还因为无论它的一些对手或同志，仍在逼它兑现革命的诺言。好战的意识形态并不因其虚妄而丧失效力，端看你对它如何解读了。

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这种境况的关系虽然暧昧，至少托克维尔为朝野两造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让书生和当轴可以共议一本书，一个话题，这是多年来难得见的一景。

记得过去看托克维尔的《回忆录》时，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便是他不但身处革命后的时代，而且那也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时代。他在书中自况说：“当我来到世上时，贵族制已死，民主仍未降生。我的关切使我不会盲目倒向这一边或另一边。我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四十年来尝试过一切，却一切都没有搞定。这让我总是对政治幻觉保持着警惕。”换言之，托克维尔历数既往，深感自己的同胞志高凌云，折腾出不少大事，但几十年下来却仍未让国家步入常态，它未来的命运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个革命后的时代，托克维尔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不认同革命所塑造的环境，但他尽力在里边工作，为的是避免它的极端情绪再次发作。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对自己国家的命运一唱三叹，似乎是将民主和平等的大趋势视为上帝降给法国贵族的惩罚。他作为贵族忘记了自己的荣誉所系，弃高贵职责（noblesseo bligea）于不顾，头脑貌似开明，一味放纵观念，却只为追求虚名。世道随人心而变，贵者既自贱，他们也只好面对平等的革命诉求。

更令我们的感兴趣的是，托克维尔还希望解释，那场大革命何以会在压迫状态已大为改善的时候发生？这被时人称为“托克维尔定律”。尽管它怎么看也不像一条“定律”，却最易牵动权威不稳者的心，也不难获得那些不愿再折腾的人的认可。于是托克维尔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但是，对于托克维尔如先知一般预见到了民主将成为世界大势，后来的民主派却多不领他的情。这大概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冷静和旁观了，这样姿态一般不见容于意识形态角斗场，顺大势思无邪的人，难免要把他看作另类。

更有甚者，他在《回忆录》中还有一个表示，假如平等和民主的精神导致了社会主义，结果将是集权的绝对专制，平等将变为伪装起来的奴役。这倒更像是一条定律，今天却不太被人提起。不过从这类言辞中可以看到，与沉迷于过去的传统主义者不同，心智保守的人喜欢前瞻和预言。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如果再列出一本讲法国革命的名著，大概非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莫属了。托克维尔在书中曾三番五次引用柏克，虽然不像潘恩在《人权论》中那样刻薄，但对他评价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