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拜官员腐败与政府反腐败之赐，没听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句话的人，也许已经不多；知道此言是出自阿克顿（1834—1902）之口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但是了解阿克顿其人其事的，却依然极不多见。1887 年，他在给《英国历史评论》主编克莱顿的一封信中，写下这句令人过目不忘的至理名言，然而它仿佛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谚语，人们并不十分关心它的来源，这似乎是因为它的来源并不十分重要。

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阿克顿晚年自称一生碌碌无为，他除了做过《剑桥近现代史》首任主编，为世人留下半部体例独特的史学著作外，本人未曾写下过什么黄钟大吕之作，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他唯一的那本文集《自由与权力》（Lord Acton,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55），也不过是几篇演说、文稿和若干宗教文章杂凑而成的册子。

然而，如果一句话能像民间谚言那样世代流传，那也一定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智慧。阿克顿并非碰巧说出一句至理名言，他没有用系统的著述来陈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系统的见解。汤因比曾言，阿克顿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奇特牺牲品，工业社会不断逼使人们发掘史料，迷信劳动分工，使这位自由史的研究者手足无措，结果是“近代西方史学家中最伟大的头脑之一”，变成了一名才华虚掷的编辑。汤因比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拿自己的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与阿克顿相比，有如此惋惜之言当属难免。然而他称这个头脑全为劳动分工所害，却不太令人信服。阿克顿在史学上无所成就，以今天许多人的眼光看，其主因并非分工使他无所适从，而是他的“史以载道”，即西人所谓“援经入史” （read the faith into history）的倾向实在过于严重，这使他无法做到就史言史。

按给文集作序的希梅尔法伯的说法，阿克顿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给政治带来了先知的道德热忱，给宗教带来了自由主义政治家的人道关怀；他给这两者同时带来一个真理：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

这段文字，不但极恰当地指出了阿克顿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的性质，也标明了它的两个重要来源：阿克顿坚定不移的天主教信仰，和他对人类自由的深切关怀。撇开他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紧密关系这不易理解的一点不谈，现代史学为避免曲笔，辄以不做“道德法官”为治史者必须恪守的戒律。以此观之，阿克顿显然是犯了大忌。他虽曾师从德国史学巨擘兰克（Leopold von Ranke），却一反其师教诲，把历史视为“宗教的真实证言”，始终坚持以道德评史为史家无可推卸的职责。在宗教势力已破相百出的世纪，他却依然笃信超然于人类之上的基督并未失败，因为在他看来，神的统治智慧并不体现于世界的完美，而体现于世界的改善；在这种改善中，自由则是人类所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成果”。他那些文约义广的史论文章，执意要在史实中寻找信仰和自由价值的佐证，表现出一派正宗“春秋笔法”的气象，使我们今天读来，也不时有钱钟书先生所谓“如获故物、如遇故人”之感。美国史家亨利·李（Henry C. Lea）指出阿克顿爵士力主以道德评史为大谬，其著述甚至被人讥为“阿克顿通谕”（借用了“教皇通谕”的说法），这当然都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