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他不愿去掌握他所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它虽然“胸怀为全人类而思考的宏愿，却无视甚至经常加剧民族特有的问题”。在他看来，20 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尚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而是在于集体暴行有了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为它撑腰。阿隆自称最令他满意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 年），目的便在于对那些心智健全的人为何一遇到前苏联或共产主义问题便产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做出解释（阿隆的传记作者巴维雷兹略带夸张地称，这本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

因为他看到，在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人们会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莫名其妙地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他们的常识，他们对日常善恶的判断力，只要一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志，就可以心甘情愿地宣告失效。相信亩产十万斤，用土法炼钢可以赶超英美，这样的集体无理性，不唯五六十年代的我们所独有。就像阿隆所说，正是由于意识形态这种“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毒害，竟然可以使法国一些最为杰出的才智之士失去判断力。为了反对西方资本家的统治，他可以利用各种统计数字“非常科学地”论证，不但前苏联的经济甚至前苏联老百姓的消费水平，都将在短短几年里超过西欧。更有甚者，在阿隆看来，有些通达事理的知识分子放弃常识，往往不是因为无知或盲从，而是为了显示自己不在乎极权制和集中营的心态。像萨特一类人为了一时的名声，热衷于以革命言辞炫耀于世人，对于在“良好动机”的掩饰下犯下的种种恶行，也可以表现自己的宽容大度，其根由正是因为有“革命的辩证法”这样一种不明言的预设。

因此，一个民族在追求这样的超越时所经历的痛苦，可以在萨特的那种“集体行动的辩证法”中被消解掉：反叛是集体自由的手段，自有人类以来便有恐怖，它是保证群体的统一性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必要前提。因此按照萨特的观点，在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只能是官僚主义、恐怖和个人崇拜不可分割的聚合体”。而在阿隆的眼里，为了帮助身边的弱者，便对斯大林的制度保持沉默，却起劲地揭露法国的资本主义统治，这也未免过于缺乏知识上的诚实。毕竟，奥茨维辛就是奥茨维辛，不管它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

这个世纪有时被人称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对此，我们或许有着比法国人更深切的体会。乐于让一种包打天下的观念体系来主宰我们的精神生活，同肠胃是否有充足的摄入可能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很可能是深深扎根在人类本性的某种弱点之中。人们经常是不愿承担责任的；世事无常，人情险恶，失去集体归属的感觉，会令人心神不安；如果是在一个冲突性很强的社会里，一味坚持己见所要付出的精神或物质代价，往往也不是普通人的意志所能承受的。因此自从上个世纪末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他所引起的恐慌就一直时隐时现。但我们切莫忘记，他所说的“上帝”只是一个单数格，上帝死后出现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又有多少阿隆所说的“神学代用品”呢？如果说过去为我们有意义的人生提供目标感的是宗教，那么在此后，提供这种“意义”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意识形态，使它成为集体主义终极价值期货的主要供应商。因此对于韦伯的“世界已遭除魅”的说法，我们只能理解为那是指一种普世主义信仰的衰落，因为在这个“后神学时代”，人们依然营造出了许多伟大而高远的境界，它们虽然经常打着反神学的旗号，其宗教功能却是很相似的。处在未知世界中的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虽然眼前有着种种的不幸，但世界的运动应当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它的最终归宿应当是至善的。现代意识形态的威力还在于它兼具现世和来世的内容，因此除了能够激起宗教热情之外，它还充满了行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