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 世纪末到16 世纪初，欧洲文化史上活跃着四个大人物：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德国的马丁·路德，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还有荷兰的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9—1536）。与前三人相比，伊拉斯谟在后世的名声要小得多。但若论学问，伊拉斯谟并不输于他们，在当时的欧洲，他的读者一度比他们多得多。

除了马基雅维里以外，其余三人都是基督教传统中人，相互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伊拉斯谟与路德亦友亦敌，其著作曾直接鼓舞了路德革新基督教的志向。用史家的说法，是伊拉斯谟下了一个反抗的蛋，由路德把孵它出来了。

伊拉斯谟也是莫尔的至交，他传世最广的《愚人颂》便是题献给莫尔的。莫尔以写下《乌托邦》享誉后世，1535 年因顽强对抗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领而掉了脑袋。为此后人封给他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衔：他是罗马天主教圣徒（1886年封圣），是宪政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先知。

可见，莫尔和路德都与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伊拉斯谟与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有精神洁癖，厌恶名利之徒把世界搞得烦琐而龌龊，但他与这些大事没有多少关系，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只是“北方人文主义之父”。

伊拉斯谟彼时所属的教会，是个货真价实的糜烂之地，但它并非举目皆声色犬马。宗教生活仍披着堂皇的外表，人们热衷于各种圣像和圣物崇拜，到处都有炫耀的仪式和动听的布道词，拜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所赐，场面甚至比过去更加壮观。然而信仰已徒具形式，蜕变为形形色色的迷信，教会当局也与原初的教义完全脱节，与丑陋的世俗权力毫无二致。

这样的世象容易诱发几种反应：莫尔式的空想，路德式的反抗，还有伊拉斯谟的娱乐式讽世。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并不是学识或信仰不同所致，而是性情使然。伊拉斯谟不像莫尔那样淳朴而倔强，也没有路德的果决。作为一个博学而机敏的人，他更相信虔诚如刃，亦杀亦庖，强者当世，荣辱难料。

据说使伊拉斯谟誉满欧洲的《愚人颂》，是他与莫尔交往中受其鼓舞，只用七天工夫写成的。像16 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家一样，伊拉斯谟也不满于“现代的堕落”，他钟情于朴素的过去，但思想尚未世俗化，还没有如后来的启蒙派那样，极端到重返“自然状态”的地步，而是把自己扮作一个妙语连珠的“愚人”。

他说：“只让其他各行各业享有自身的乐趣，独不许治学领域享有轻快的情怀，这是多么不公平。”他知道这会使很多正人君子感到不太正经，便拉出一大群古典巨擘为自己助阵，甚至不惜穿凿附会。诸如荷马、圣徒保罗、维吉尔、奥维德或普卢塔克，虽被人尊为先贤，不也都是擅戏言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