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氏在书中坦言，像自己这样位高权重的人，虽然受人仰慕，个中酸楚却不足为外人道，大有高处不胜寒，为官者在世上最孤单之叹。他还不时讲到世事无常，人情险恶。政治家面对如此处境，经验和历练较之书本知识，也要比平时来得更重要。所以他不时嘲讽那些只知义理的人，说他们就像锁在箱中取不出来的宝贝“百无一用”。故也难怪，最令他敬佩的人，不是先贤大哲，而是军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们既能“思虑周到，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弥补自己的劣势”。

像这样的思想，正反映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捉襟见肘之处。在基督教信仰笼罩天下的时代，欧洲人大多相信世间万物的变化是具有目的论性质的神意的展开，这为解释生活中的种种不测提供了一个规范的坐标系。然而在这种信仰衰微之后，世俗生活的多变似乎不在人类控制力的范围之内，从而引起了严重的焦虑。

二

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里一生中都经历了佛罗伦萨因内忧外困而发生的数次大变局，那不是权力的简单转移，而是政体的根本性改变，从美第齐家族的寡头统治到共和，再由共和蜕变为先知（萨伏那罗拉修士）当道，然后又是寡头复辟与共和的交替重演。这让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史》中不禁感叹，人间事“无情地兴起复又散去，毫无章法或理由可循”。换言之，那是个历史结构在观念和现实方面都已彻底解体的时代。置身于其中，你难以找到具有持久的稳定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秩序。

类似的感觉，从圭恰迪尼的《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中可以看到更具体的描述。他说，这个城市已陷入严重混乱，无论尊卑贵贱，人人都在觊觎一切头衔和官职，插手大小公事，由此导致“公共生活”（vivere civile）的秩序荡然无存：“我们的公民生活已大大偏离良好共和国秩序井然的状态，在涉及政府形式的事情上是如此，在其他风俗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同样如此，行政要么有陷入僭政之虞，要么倾向于使民众分裂……所有人中间都普遍存在追逐名誉的野心，以为自己在一切重要的公共事务中都能起作用。”吉尔伯特在其名著《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16 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与历史》中，将论述重心放在他们两人所处的那个“变化层出不穷的世界”，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制度危机上，应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这种变化的另一背景，则是佛罗伦萨城作为一个早期商业社会带来的问题。就像马基雅维里一样，圭氏也指责世人失去了刚劲彪悍的气概，“变得娘娘腔，虚弱无力，喜欢纤弱的生活”。大概是碍于教皇重臣的身份，他没有像马基雅维里那样痛诋基督教，只是强调了财富让人迷恋“奢侈生活”，从而放弃了古典意义上的荣誉感和公民责任。其实自近代商业兴起以来，个人财富的增长如何与公民精神结合在一起，对现代人来说一向就是个极大的难题。这不仅对于佛罗伦萨是如此，在英国的清教革命中也可看到由此引起的巨大麻烦，它一直延续到贡斯当“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辩，而且直到今天，在我们今天时有耳闻的“乡愿”或“犬儒主义”的指责声中，也仍能听到它的余响。

有这一价值失范的背景在，我们便不难理解，圭恰迪尼在《对话》中为何喜欢用医术语言来解释公共生活的治理。他将佛罗伦萨喻为一个垂垂老者，它“恶习缠身”（male abituata），却又下不得猛药，因为享乐的习惯已经成了人的“第二天性”，其紊乱只能靠耐心慢慢调养。这也是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中不时说他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原因。他在思考制度变革的可能性时，赋予了一个共同体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以更大的权重，而不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对其充满批判精神。由这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波考克是在提醒读者他与后来埃德蒙·柏克的相似之处，即强调一个共同体只能在时间中生长，或用吉尔特伯特的妙喻，它“无往而不在时间的枷锁中”。这个枷锁表现于特定的社会中，便是对制度变革起着制约作用的特殊“习惯”——我们今天也许更喜欢把它称为“既得利益的刚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