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归权术。如果马基雅维里偶尔拈花惹草算不上恶行的话，圭恰迪尼其实跟他一样，也是品行端正、性情豁达之人。这从几件事上便可看出。

首先，圭氏在总督任上口碑甚好。他虽然身为教廷钦差，但在罗马涅当政期间，并没有唯主子马首是瞻，而是一向自有主张。用《格言集》英文版序中的话说，无论公事私事，他总是为自己治下的百姓着想的。

其次，身居政坛要津的他，竟然也给阴谋反政府的人出主意——他提醒这些人千万别用信件相互联络，因为它太容易被政府拦截，破译密码也不是什么难事。正如佛罗伦萨人的谚语所说，吠犬不咬人。我们在生活中也常有体会，敢于畅言厚黑者，心胸多坦荡，反而道貌岸然的人，更需要提防。

第三，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一些，看看圭恰迪尼《格言集》中那些坏主意之外更为正式的政治思考，便可知道他对于如何建立一个“良善政府”是相当用心的。仍以《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为例，其中固然也有一些可以与《格言集》相互印证的言论，其重心却是放在如何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以整饬乱局上。两书或有相类的语言，这与其说《对话》中也暗藏权谋，不如说那是呼应着《格言集》最正派的内容（前揭《对话》英译本的“附录”中摘录了《格言集》中一些与《对话》相互对照的段落，可参见。）

对于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我们既可以从心理的角度说他有人格分裂症，也可以理解为那是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自然产物。借用政治上经常见到的“非常政治”与“正常政治”之分，面对无章可循的环境多变，情急之下的决策便易于走入旁门左道。圭恰迪尼一生中，意大利政坛事故频发，可以算是“非常政治”的典型时期，他只好借助于自己未必赞成的权谋。

考虑到《格言集》中的文字并不打算示于人，自吹自擂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不妨相信他在书中的自我评价。他说，在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人尊重富翁更甚于景仰好人，他也拦不住手下的人去巧取豪夺，可他本人还是“洁身自好，严于律己”的。他认为“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比轻浮、无负责心的人更坏”，这种不讲原则之人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所以要像远离大火一样远离这些人”。在谈到“诚实”的品格时他说，诚实是人人喜欢的好品德，欺瞒伪装则人见人厌，然而诚实往往只会便宜别人，戴上假面则常对自己有益，不过他还赞美了“那些平日里总是坦诚待人，只在极少见的重大关头才搞点欺骗的人”。理由是，有诚实美誉的人，偶尔搞点鬼把戏，毕竟更易于取得别人的信任。

像这种言论，正是一种道德选择困境的写照。对于处在规则已然失效，“自由裁量权”又极大的人来说，何为“平日”，何为“重大关头”，作恶又如何做到适可而止，判断起来殊为困难，于己于人，祸福常在一念之间。但凡时常出入于善恶抉择之间的从政者，听到圭氏这一番话，大概难免会心有戚戚焉。

对他的人品有这样一个了解，也就可以做出推断，圭氏这本格言集中那些看上去挺邪乎的想法，大概就是因为他并不想做个城府深藏、工于心计的人，觉得不吐不快才形诸笔端的。至于他这样做只为提醒世人警惕，还是要传授于人去实践；是作为不得已的权宜，还是如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由”那样属于政治世界的“另一种德性”，对于后人来说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这也是他和马基雅维里一样易于变成争议人物的原因之一。例如斯宾诺莎就以为，他们这样做，只是要告知世人为政者的险恶，而阿克顿则断定，无信仰者难免受其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