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启蒙运动的现代命运，不光是它没有赢得理性的胜利，反而只能在“无灵魂”状态下享乐，并且还要不断经受古老灵魂的谴责。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布鲁姆摆出的姿态也许不像他本人以为的那样新颖，他只是碎片化的现代性诊断者的漫长行列中最新的一员。他喜欢引用的卢梭早就预言，文明导致的个人主义将使社会因缺乏共同目标而分裂为孤立的意志，使自私从道德缺陷一变而为合乎人性的美德。伯克当年说过，崇尚进步的人生硬而粗暴，既鲁莽又不义，与人性和人类礼制的整体发展规律完全背离。伯克的保守派同道、更敢放狠话的迈斯特则认为，背弃神的人类必陷于血泊之中。及至现代性真正进入危机时代，施宾格勒或韦伯不但对文化做出了令布鲁姆扼腕长叹的“相对化”处理，而且预见到了基督教改造西方（韦伯）或西方改造基督教（施氏）的种种恶果。这里不妨再举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例子：今年美国再版了一本老书——德国医生马克斯·诺道写于一百多年前的《退化》（1892 年出版。新版见Max Nordau, Degeneration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该书当年曾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欧洲风靡一时。这位诺道的火力覆盖面丝毫不亚于布鲁姆，他宣称时代精神已经衰竭了，它的特点是歇斯底里、自我中心和缺乏行动能力，文化人或艺术家就像罪犯、娼妓、无政府主义者和疯子一样堕落，举凡拉斐尔前派、象征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瓦格纳派和巴那斯派、相信魔法者、颓废派和唯美主义者，以及当时正走红的易卜生派、尼采派或左拉派，统统都是文明“退化”的明证。这位精神病学专家利用临床资料，把艺术反映并促进社会衰败的景象描绘得活灵活现，认为艺术的道德和社会含义越来越与社会敌对。他呼吁思想健康的人抵制“艺术的影响”——其作用与布鲁姆笔下的摇滚乐或性解放大体相当。再看看下面这段话吧：“一个产生了美好艺术的崇高时代正在走向死亡。有人可能会用赞歌来颂扬新发现的方便和自然规律。我注意到的却是这个衰落世纪的种种罪恶。它们使我悲哀，使我愤怒。多大的遗憾，多大的耻辱，令我不堪回首！”你别以为这是出自鲁姆之口，它是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布道，时间是1901 年1 月。历史的延续性本可教会我们平和一些，但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布鲁姆似乎不擅此道。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旧曲翻唱亦感人，虽然这需要翻唱者的本领。布鲁姆一向“高贵”和“严肃生活”不离口，本领当然不可小看。就像浸淫于古典文献中不能自拔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喜欢那些为世俗化、理性化或文化相对化出力最多的人，好在他对他们的思想熟悉得很，所述内容基本上也都靠谱。为了修复现代人或“最后的人”的灵魂，他缺不了这些人的参照。这也是在民族国家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中针砭现代性问题的人必然面对的困局，布鲁姆所言甚是，凡是自以为摆脱了它的人，肯定是肤浅的。美国文化之所以泛起虚无主义，就是因它缺少自己的文化传统，它不得不依赖从德国转口的欧洲思想，并在接受过程中使之庸俗化；它也没有法国人那样的“民族作家”——笛卡尔、帕斯卡、蒙田、拉伯雷、孟德斯鸠或卢梭，为了配得上教养二字，人们必须阅读这些作家的著作。所以布鲁姆一再强调，经典文献是文明生活的解释者，是它们所塑造的传统，赋予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古典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敢于肯定“自然”或“本质”，敢于因信称义。这种变相的文化相对主义未免有些让人绝望。布鲁姆同意海德格尔的“语言乃存在的家园”，故语言不能翻译之说。换言之，无论西塞罗或色诺芬在人生和政治上表现出多么卓越的睿智，几乎不可能像四书五经那样进入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引语。即使“改造国民性”是可取的，它也永远洗不掉黄河泥沙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累累斑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