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有三个子女，伯伯、我父亲与我姑姑。我的伯伯是1923 年中共党员，他告诉我，他在大革命时的党证号是湘字77 号。也就是说，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 位入党的党员。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他办的开明书局销售左翼进步书籍，也是中共地下的党支部与秘密联络站，他本人当时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支部，这个支部是专门与党的重要人物联系的，来家的共产党人中还有毛泽东的兄弟。衡阳的开明书局就是我们家办的，中共党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到过家中。

伯伯还告诉我，他还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团介绍人。夏是当年衡阳第五中学的进步学生。我们这一代人从中学课本中就对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命诗耳熟能详。而伯父正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不过伯父在马日事变发生时，作为当地中共党组织派往长沙去的交通员，找中共负责人滕代远时被捕，关进死牢。后来被乡亲邻舍联名担保，才得免死，还写了脱党声明。出狱以后一生再也不问政治，做点小生意，默默无闻于世。

在“文革”初期，他与伯母曾来上海避难，我与他有过长谈，得知家史中许多事情，后来他回到衡阳后，就被遣送下放，回到衡阳县的松山农村老家。记得那是1973 年冬天，我在敦煌之行完成后，从大西北转到桂林，再转车到衡阳，再赶到乡下的松山老家看他。那是我与他第二次长谈家史，再次从他那里知道父亲许多往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冬日的阳光下，他半躺在乡间屋前的竹椅上说过的那段话。大意是，现在他那么大一把年纪了，“文革”初期，来找他外调的解放军一批又一批。他说：“现在想起来，当年大革命时的人物，无论是参加革命的人，还是参加反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活到今天的，我现在这样能躺在这里晒太阳，就很不错了。”

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人生失败的自我解嘲，还是对一生一事无成的心理安慰。他的一生可以用“达观”两字来概括，他一辈子与世无争，几十年来，一直甘于做衡阳一家文具店的默默无闻的营业员。他的性格无论如何无法与大革命时代共产党支部书记的激烈慷慨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记得那一次我离开松山老家回上海时，他一直从乡间家门口出发，默默送我到开往市里的汽车站，我在汽车上望着他，他穿的是黑色的大棉袄，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站在冬天枯黄色的田埂边一动也不动，特别醒目。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两年后，由于在乡下营养不良，患上了黄疸而逝世。

1973 年那次回乡，我只住了三天。那时我也只有二十来岁，在上海郊区机械厂里当工人，“文革”初我是一个有巴黎公社理想的工厂造反派，那时私下里刚刚开始对“文革”有所反思，而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还没有什么感觉，对于家史也没有多问。其实他是很愿意讲讲家庭的历史的。只要我愿意问，他可以不停地讲，直到现在，我对大革命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再想听到这位大革命时代的当事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会问他，他与大革命时代的重要领导人物有些什么交往，对毛泽民的印象如何？当时乡下农民运动如此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当年对农村的痞子革命是怎么看的，现在看法有什么改变？我还想问他，像他这样的活跃人物，被捕后为什么能逃离死刑的命运，难道一张退党声明书加上邻居集体作保就可以了吗？当时反革命的镇压到底到什么程度，等等。伯伯已经作古多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人能回答了。

我们家的左翼政治倾向还直接影响到我的母亲与姑母。她们在大革命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居然都参加了衡阳的共青团。1952 年母亲在我五岁时过世，我与姑姑在上海共同生活三十多年，老人家对于自己过去的历史却从来闭口不谈。我怎么知道她们曾经是小革命党这件事的呢？那还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偶然好奇地翻到过姑姑的一本旧笔记本上写的交给组织的自传摘要。其中有一段记述令我印象很深：她们这两个小姑娘被迫站在衡阳市菜场里，向居民宣示由于自己年幼无知，参加了共青团，从此以后，保证以后要好好读书，不再参加共产党组织……可能是由于她们两个小姑娘年纪太小，当地政府没有怎么追究。后来大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指的是1927 年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