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父亲之所以这样乐于助人，用伯伯的话来说，或许还是为了在萧族子弟身上，了却自己当不了化学工程师的心愿。

父亲考无线电学校，本意还是想实现自己做工程师的梦，后来入学后，他才知道这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他转入黄埔六期。从此就进入军界，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工程师梦越来越远。

我有时在想，由于我们家的左翼思想传统，如果他失学之后，当时接触到上海的党组织，说不定他还真可能去参加共产党，不过，他走的将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1949 年，而且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的我。由于种种因缘，历史让他走上的是另一条路。

不久前我读到军统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才得知，沈醉在抗战初期，他的女友执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为了爱情纠结了很久，由于一念之差而没有延安，后来进了军统，却成了共产党最凶悍的敌人，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的回忆录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晚了，约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部车是去西安国民党黄埔第七军校的，于是这位青年学生就上了车，各人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开始。在他们当时这些青年人看来，现在是国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去抗日，在个人命运的一些节骨眼上，偶然性会起很大作用。

由于勤奋加上毅力，成绩不错，父亲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嫡系精英中的一员。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当过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兼主任。这件事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还是我二哥萧默在“文革”结束后，录取为他原来母校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偶然发现的。父亲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馆陈列的当年报纸上，发黄的报纸上还有一篇以父亲名义发表的《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书》。那是在1935 年6 月何梅协定后，国民党的中央军训团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经被划为非军事区的北平，他就以军训部主任的名义，向师生告别，要大家勿忘国耻。这张从校报上翻拍下来的相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房里。那时他二十七岁。

从他后来的简历中知道，他在1939 年进了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伯父曾告诉我，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要去前线，后来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赏识，根据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父亲在1943 年任第1 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当时他三十四岁。1946 年任第1 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有一次在网上偶然读到黄埔同学会员的一篇抗战史回忆录，提到我父亲是胡宗南的“主要亲信之一”。

近几年来，我读了好几本从台湾购来的旧人回忆录，胡宗南当师长、军长与战区司令不同时期的三位参谋长的回忆录我都读过了，他们似乎是都一致认为，胡宗南在军事上难以担当大任，因愚忠于蒋介石，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一位说，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个当师长的料，却当上战区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说胡在当师长任上的时间太长，突然时来运转，当上指挥二十万大军的司令，而整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师长时形成的，所以指挥不好。不过他们都认为，胡为人刻苦俭朴，个人品德很好，蒋介石对他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