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这位陕西汉子一直在砖石场里做重体力活，身无半文，然而在村里他身上总是穿着那件旧而干净的中山装，走路始终如军人那样挺着胸，他在那顶极普通的便帽边缘里塞进一些东西，看上去就像一顶军帽。后来陆续有记者发表了介绍其生平的文章，《南方周末》与凤凰网还有专门介绍这位台儿庄战役中的英雄的报道，读后令人嘘唏不已。我见到过年轻的武警战士们与他合影的相片，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军人精神，在一个世俗化了的功利社会里，人们总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值得敬重的东西，2007 年去世，终年97 岁。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曾致电悼念。

三十军的命运，始终与它不得不卷入内战旋涡有关。人们可以从这个军历任军长的命运中隐约感觉到这个军的悲剧性格。三十军自建军以来，有九人做过十任军长，其中因反对内战而被蒋介石处决的竟有三位，张印湘（第一任）、彭振山（第三任）、黄樵松（第八任）；因对抗革命而被新政府处死的一位，戴炳南（九任）；因反革命罪而狱死的一位,池峰城（第七任）。这些死者竟占了九个军长中的五人。剩下四位中，两位去了台湾，他们是孙连仲（第四任），以及当年台儿庄战役时的军长田镇南（第五任），两位留在大陆，一位早脱离军界，于建国初病死，只有末任中将军长鲁崇义在大陆因起义得以善终，1994 年在重庆逝世。由上述统计可知，这支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战功的军队，用仵德厚出狱后写的一句诗中的话来说，这是一支在八年抗战中“无日不战”的军队。它的命运也是令人感叹系之。

三十军的历史在这里说得够长了，不过，还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件与共和国历史关系甚大的一件事，那就是胡耀邦差一点就成为太原起义事件中的烈士。胡当时是华北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接待了前来密商起义事宜的三十军参谋王震中。胡知道事情重大，向徐向前请示要亲自前去太原城里与黄樵松密谈。徐向前显然具有丰富人生经验，他直觉地感觉到问题的复杂性，根据《徐向前回忆录》记述，徐向前当时说，“那边的情况没有搞确实，去不得啊”，于是改派了另外一个级别更低的参谋处长晋夫单刀赴会，这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型的青年干部。关于此事，胡耀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任总书记时，对访问者的回忆也予以证实。结果晋夫代替了胡耀邦成为雨花台烈士。

如果徐向前没有阻止胡耀邦去太原，共和国的历史将肯定由此而改写。四十年后的八九之交的重大事件或许将不会发生，当然，胡耀邦将只是无数为共和国牺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名，他将不会在中国改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作为中共革命的人文精神的象征资源，在现在与未来始终发出夺目的光辉。

我父亲正是三十军参谋长，命运之神再次让他与厄运失之交臂。由于原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的坚持，也由于胡宗南要保存自己实力的私心，父亲与军长鲁崇义均被允许留在西安，没有参与到太原起义的流血悲剧中来，也没有在后来的太原战役中成为内战旋涡中的牺牲者。如果父亲去了太原，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不可能不让他提前知道，他当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以他的思想与个性而言，他接受起义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将与黄樵松一样成为雨花台烈士，如果他拒绝黄的计划，而去效忠蒋介石的党国，等待他的命运，绝不会比戴炳南与仵德厚更好。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我父亲去与不去，对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毫无影响，但对我们家却关系甚大。

一年多以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我还与他还握了手。胡德平当时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当他发言时，我突发奇想，如果不是徐向前与胡宗南，由于不同的原因，阻止了我们两人的父亲前去太原，他们这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彼此并不认识的人，将都会身处于1948 年10 月的太原，说不定还会见上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我与胡德平坐在这里一起开会的可能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中人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复杂而多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