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昨天进小房间密商后决定反对起义的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与其他两个嫡系军长，他们虽然反对起义，但他们都已经没有了坚持效忠党国立场的底气，毕竟大势已去。昨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向西康方向开拔了。

既然他们反对起义，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对父亲采取“杀一儆百”的行动？因为形势比人强，大势已变，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自己要为胡宗南打下去，也不要得罪太多的人，因为当时有像我父亲这样的想法的人，实在太多了。在他们看来，把这个三十军参谋长拖出去杀掉，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有了血债，也让自己以后没有了退路。而他们骨子里也并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这也让我父亲有幸度过了因自己的鲁莽而造成的危机时刻。他的幸运，与其说是出于偶然，不如说是时势所赐。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发言，后来却意外地促成了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找上门来，与三十军联合起义。在此前这两支军队分属不同派系，很少来往。

第五兵团主力开拔了以后，十八兵团李振司令真正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想起义，就是担心受到人多势众的第五兵团精锐部队的夹击，因而不敢有所动作，现在他就不再担心了，他立即把军队向三十军驻地靠拢。12 月25 日，隶属于第七兵团的三十军与李振的第十八兵团联合起来，合计二万四千多人，在成都东郊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发动了成都起义，父亲是通电的签字人。

两天后，李文带着胡宗南精锐的嫡系残余部队，在新津邛崃与解放军打了一仗。虽然武器精良，但毫无士气，输得几乎毫无悬念，李文兵败后走投无路，也只能在战场上带5 万人挂起白旗向解放军投诚。

李文与这些享尽胡宗南恩宠的嫡系将领的心里，说到底，并不是真的认为坚持为蒋介石打仗会取得胜利，只不过心里觉得，打了一仗，算对得起蒋介石与胡宗南了。如此而已。例如，几天后，胡宗南的主力之一的18 军的军长李振西中将在茂县兵败投降时，对解放军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打过了，也算对得起蒋介石了。”他的直率连解放军指挥员也不禁笑起来了。这句话最能代表此类铁杆嫡系的看法。

胡宗南是12 月23 日从成都飞往海南岛的，第二天，也就是24 日，就有胡宗南系统的15 兵团与20 兵团等合计4 万人起义。25 日那一天，就在30 军起义的同一天里，成都附近合计总共大约有七万人在不同地点，与解放军各部联系后进行了起义。这一天也成为国军起义人数最多的一天。26、27 日每天起义人数也各有数万人。12 月的最后五天，是国军起义的高潮期，起义者人数之多，足以称得上是如过江之鲫了。

为了说明当时的各军内部的人心思变的气氛，还可以举一个例子，25 日胡宗南的20 兵团司令陈克非，在郫县把全兵团所有的少校级以上军官召集来开会，在会上他宣布要举行起义了，这位陈中将当众说，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起义主张，你们大都带有手枪，请对准我的胸膛开枪打死我。听了他的话，整个会场肃静无声，看看大家都没有反应，陈克非接着就说，大家既然对起义没有意见，那就是表示赞同了，于是宣布起义。

陈克非之所以敢于在人数众多的会场上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即使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起义也不再会有人反对。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文史资料与当事人回忆录，读下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当时国军的大多数军官，内心最害怕的，是没有或失去起义的机会。说到底，一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也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了。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相反的例子，例如，陈克非的老部下，15 军军长刘平中将，当众军官都爽快地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轮到要他签名时，他却躺在椅子上抱头痛哭，激动得不能自制，于是只能由他的参谋长代签，而他的参谋长由于激动与紧张，却忘记把自己的名字一起签了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