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长途跋涉之前，我训练时都是穿着舒适的磨旧了的鞋子，而且大多是在凉爽的天气下进行。我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在夏天的高温下每天行走40 英里。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穿上新运动鞋并慢慢适应，显然是个错误。我出发时带了8 双鞋：4 双旧鞋，4 双新鞋，计划轮流替换着穿，以慢慢适应新鞋。

当我走到万宝路广场的时候，教堂午夜的钟声敲响了。我接过查尔斯手里的方向盘，这时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每天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连续开13 个小时，对查尔斯来说也是一个巨大考验。我们驱车直奔假日酒店。尽管已经身心疲惫、体力透支，但查尔斯还是决定重整一下面包车。这对他来说有点困难，但我也帮不上忙。我脚上全是水疱，腿上的肌肉又紧又疼，腿筋也隐隐作痛。

“如果明天早上我还活着，我一定帮你处理这些事。”我对查尔斯说。当天的疲惫让我困惑不解。由于之前已经训练了很长时间，也很艰苦，所以我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料想到这次的行走没那么容易，但没想到第一天就累得筋疲力尽。6 个小时的睡眠远远不够。我的腿还是僵硬酸痛。疼痛的脚、肩膀和后背都在告诉我，之前的训练并不充分。我甚至穿不上袜子和鞋，只好让查尔斯帮我穿，就像一个父亲在早上给孩子穿衣准备上学一样。早上8 点30 分，气温接近32℃。我开始从万宝路走到哈德逊（Hudson）。

虽然我心理已经准备行走了，但身体并没有响应—双腿如同假肢，双肩下垂，犹如背负着阿特拉斯（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背负的重量；我双脚严重擦伤，伤口火烧火燎得疼，里面像有燃烧的液体在流动。我尽力想着每次只走10 分钟—如果想到还有几十英里和十几个小时要走，我肯定会放弃。查尔斯似乎也持怀疑态度：“我也认为你做不到，你的脚糟透了。”也许他是对的。我体重298 磅，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我能感觉到身上每一处脂肪都在燃烧。于是我决定去掉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

我首先扔下装有32 盎司（1 盎司约等于28.35 克）水的腰包和保护手背不被太阳灼伤的露指手套。我甚至把小手巾也抛进了车里。这些东西的重量加起来也不多，但每去掉一点儿都对我帮助很大。我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双腿一下子充满活力，也几乎没了疼痛，走起路来又充满弹力。查尔斯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我喜欢有人陪伴，但我们之间有时会有语言障碍。出发之前，我给他买了一些磁带，他一天13 个小时都在听，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我希望他能进步，因为有人陪着说话感觉会很好。

他以前是助理护士，似乎比我还要了解我身体上的疾病。而且他观察力敏锐，不会让任何一处漏网——他很快就发现了我的糖尿病问题，并告诉我沉重而快速的步伐有可能使我中暑。在这样的高温下，路上开车经过的司机经常会注意到我的痛苦。一些司机会停下来给我送水、碳酸饮料、冰淇淋等零食。虽然我不需要这些食物，但是根本没办法拒绝这些陌生人的好意。脚上的水疱越来越严重。查尔斯在我那双旧运动鞋里割出4 个2 英寸（1英寸约等于2.54 厘米）长的裂缝，一只鞋上割两个——如果运动鞋制造商看到查尔斯这样，一定会不寒而栗的。

我的目标是一天40 英里，但实际上第二天我走了48 英里，那是因为路很曲折以及错误的计算。到下午4 点时，我还有17 英里要走。所以，我加快了步伐沿着110 号公路穿过梅休因（Methuen），进入劳伦斯（Lawrence），然后又返回梅休因。一位女士停下来打招呼，从车窗递给我一瓶冰得结了霜的佳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