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也把蒸馏器带到了殖民地。“邦帝号”叛变者之一威廉·麦科伊（William Mccoy）在遥远的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位于南太平洋）落脚后，就把他从船上抢救下来的一只铜锅改造成蒸馏器，结果自作自受，竟因为喝醉酒而坠崖身亡。在太平洋中部岛屿波纳佩（Ponape）海边流浪的欧洲人知道，他们无法仰赖过往的船只供应解渴的朗姆酒或威士忌，便将椰子汁发酵（他们不久即将这门技术传授给岛民），然后送进蒸馏器，以确保能不断供应烈酒。

殖民地的原住民学会蒸馏技术后，很快就懂得调整配方来迎合自己的口味，有些毛利人就在自酿酒里添加烟草和人尿。不过，最普遍的做法是将进口酒与土产酒混合，至少农业社会是这么做的。19世纪40年代的暹罗人同时饮用从中国、巴达维亚（batavia，即雅加达）、新加坡、欧洲输入的烈酒，以及本国蒸馏制造的朗姆酒与椰子米酒。一位殖民政府官员曾经抱怨，就算他把奴隶打得半死，还是无法阻止他们把配给的米拿去酿酒，“他们喝这毒药的胃口可真不小”。

只要在饮酒风气盛极一时的地方，都可听到类似的牢骚。蒸馏烈酒与高酒精成分葡萄酒的大量生产，则使欧洲本地与欧洲以外的社会出现更为恶化的醉酒与酗酒趋势。当时的人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点，只是不知原因何在。发酵本来是一种自然过程，除了北极居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以外，世界各地大多数人在尝到蒸馏技术制造出来的烈酒以前，至少都喝得到一种酒精饮料，例如椰子酒、蜂蜜酒、玉米或大麦酿造的啤酒，以及发酵奶。

常见的一种解释：发酵饮料很快就会走味，酒精含量也比葡萄酒（14%）和啤酒（7%）来得低（当时葡萄酒的口味不如今日酒精饮料浓烈，而且通常都是掺水饮用，这又稀释了酒精的含量），蒸馏酒的酒精浓度可就高多了。历史学家戴维·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为文写道：“这点大大改变了酒精饮料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因为若将发酵饮料比喻为弓箭，蒸馏烈酒则有如枪炮，传统社会都认为后者的劲道大得超乎想象。”

烈酒对某些传统社会的危害较其他社会为烈，例如以狩猎采集维生的民族受害的程度，就比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来得严重，因为后者比较容易受到团体的约束。喜欢饮酒作乐的北欧人与东欧人，以及他们的美国后裔，问题也比南欧人多，前者嗜饮谷物酿造的烈酒，后者则是偏好葡萄酒，而且习惯饱腹饮用，酒量也很适中。另外，穷人消耗的金酒则比中产阶级来得多。总而言之，每个地方的文化习俗与社会环境都会左右酗酒问题的普及程度。

不过，戴维·克里斯蒂安的观察还是很有道理的。普通瘾品一经特殊方法处理，使其效力大增以后，就难免导致更严重的滥用现象，这也是瘾品发展史上一再出现的重要问题。葡萄酒与白兰地的关系，正如鸦片与吗啡、古柯叶与可卡因、烟草丝与现代香烟的关系，而瘾品发展史也与武器竞赛史十分雷同，科技不断推陈出新，亦使人类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