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利乌斯政治思想与他当时政治的关系如何的问题，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如何来读马西利乌斯。马西利乌斯讨论国家的文字，相当多听起来充满现代感，因此一直有人说他有先见之明，要将他视为主权民族国家这个观念的先驱。如此看待一位14世纪的教士，显然稍嫌太过。我们大概永远无法知道，马西利乌斯预期政治世界会有多少变化，我们也永远无法确定，按照他的预料，这些变化会朝什么方向走。我们只知道当时世俗统治者与教皇相争，马西利乌斯站在世俗统治者这边，以及大致而言，胜利属于世俗王侯。不过，赢家最后胜利时你站在赢家这边，与预知胜利是两回事。我们还必须记住，要再过两个世纪，才有一个世俗王侯宣布自己是国内教会的首长。我们只能确定，在所有博学之士都向亚里士多德取经的那个时代，马西利乌斯的《和平保卫者》为反教皇势力提供了威力奇大的火力。

马西利乌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来反对教皇至上论。当是时也，无人不穷搜古代传统以寻求类似论点。希腊之侧，永远站着罗马。历代教皇向来自称是罗马皇帝普世霸权的嫡系传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两虎相斗，并不体面，争的是谁应该分得比较大块的罗马帝权(imperium)。教皇的宣传文字始终强调君士坦丁皇帝曾是教会的忠子，并根据查理曼皇帝公元800年圣诞节前往罗马加冕，声称授冕者大于受冕者。教皇手下还有一批人负责伪造文书，生产一连串皇帝向教皇有所捐赠的文件，用以证明皇帝们自己也承认教皇在某种程度上高于皇帝。马西利乌斯运用希腊论点之际，罗马法专家(12世纪以来出现罗马复兴潮)鼓励皇帝与国王们师法伟大的立法皇帝狄奥多西与查士丁尼。他们要世俗统治者走向帝权。帝权在这里指包括制定法律在内的最高权力。狄奥多西与君士坦丁是“东方”皇帝，这项事实本身也不乏说理力量。君士坦丁堡距教皇的罗马颇为遥远，相较于位处西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必须忍受教皇盛气凌人，拜占庭皇帝从来不容地盘上的教会显贵嚣张。一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王位上都坐着个拜占庭罗马帝国皇帝，是中世纪风景里一个真正拥有主权的独立世俗统治者。

罗马法复兴，吸引有志中央集权的世俗君主。罗马法复兴，罗马法最根本的一句箴言随之复盛：“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则”(salus populi suprema lex)。乍看之下，此语是功利主义常谈，其实不然。历史上的统治者(除了卡里古拉、尼禄及另外一两个人)谁不口口声声说其统治是为了谋求人民的最佳利益?自古至今，我们尚未听过哪个统治者告诉人民，他统治的首要目标是要减少他们的幸福。“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则”谈的其实不是这种意思的幸福。其中提示的，是一种“更高的”法则，据此法则，平常情况下不合法的行动，行之于紧急状况则为合法。与之最接近的现代概念当推“国家的理由”(raison détat，德文为Staatsraison)，这概念说，国家为了活命，可以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即使这行动是邪恶的。这句罗马法箴言有别于“国家的理由”之处，在于它主张紧急情况下为了拯救人民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在某种层次上仍是合法的。依照基督教的诠释，“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则”意指，为谋整个王国之福而必须决定一项平常视为罪恶之事，是一项可怕的责任，而国君责无旁贷。假使他做错了决定，或者轻率引用这条原则，他们在来生将为此轻浮付出可怕代价。上帝将会审判。为了防止国家分裂而将贝克特谋杀于其坎特伯雷大教堂之中，或者可为不算轻浮之一例。有鉴于国逢幼主，群臣争夺摄政大权以至于内战有一触即发之虞，而在伦敦塔杀掉两个幼君，也是一例。教会为在暧昧情况下援引“人民的福祉”(sauls populi)原则行事的国君设计忏悔告罪之礼，似乎也默认这项原则。亨利二世为贝克特被杀一事忏悔，此外在历史上并无恶君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