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为伯恩斯坦计，可以说他挑战的是马克思主义正统，而不是真相。他的批判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恩格斯型马克思主义鼓励马克思主义者固执预言。所有社会主义站得住站不住脚，都系于能否因应其自身世界的事实，而“科学的”社会主义特别容易落空，因为它预言的未来并没有像他们铁口直断那样出现。革命被预言为必然发生，但一直未曾发生，这时，等待革命就造成理论与实践失统而相谬：如果理论要你等待这场革命，那么，等待如何可以称为革命的实践，甚有疑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在实践，其实践却是成为资产阶级国会体制里的一个党，并且接受体制规则。明明白白的真相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成为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已经拥有一段值得维护的过去，在党内争取领导权已经有一个正统党义可凭。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20年非革命实践的结果，他的修正主义不过是要求党的言论应与实践一致。

社会民主的问题，是更广的民主本身的问题的一部分。《共产党宣言》落笔的1848年，反动势力与保守势力很自然就认为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同一个问题。普遍选举权实施之后，工人阶级一定会利用其投票权图谋他们自身阶级的利益，就像其他阶级一向运用其政治资源谋求其阶级利益。对扩大选举权抱友善态度的穆勒，到1861年仍持此见(《论代议制政府》)。在社会主义奋斗与民主权利奋斗几乎无法区别的国家(亦即美国——也许加上英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特别如此。到1900年，大众政治的经验已多，使人看出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所见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民主政治，一些原本另有看法的观察家也开始深信，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人阶级政党，其行为方式将会逐渐和与之敌对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掺有浓厚贵族成分的资产阶级政党类似。精英理论与“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理论处处弥漫。这种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新看法是由很多推力造成的，而且以许多形式出现，终而成为现代政治学里的老生常谈。其中一些推力，一说即知，如：美国民主制度在内战之后的寡头倾向；迪斯累里保守主义在英国选举成功；欧洲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多享高寿；中间政党选举成功，尤其在德国；法国公民投票产生专制；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在意大利受攻击期间的贵族——民粹主义政治。“寡头政治的铁律”首先在意大利提出成为正式的原理，1884年出现，到1900年已无人不知。寡头政治理论家帕累托、莫斯卡与米歇尔斯著作的核心观念非常简单：政党，“因为它们是政党”，会变成寡头集团，亦即党内由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统治。政党的特征在其结构，而不在其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大众政党的领袖，与其他政党的领袖一样是政党的领袖，他们被迫做同样种类的选择，受到同样几种压力，也被迫做同样几种妥协。所以，用意识形态来预测社会主义政党将会如何行事，并不可靠，无论这意识形态对这个党多么重要。在社会主义政党，一如在其他政党，意识形态只是其领导阶层所受压力之一。意识形态有其作用，但并不用来指导政策，如果它指导政策，用它来引导党的日常活动，也不可靠。

由此往前一小步，就是领悟意识形态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东西，是使党的领导人困窘的一个累赘，在他们与别的党领袖及选民打交道时尤其不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0年前后的处境就是如此，或者，大概就是如此。未来革命之谈不过就是空谈，对一个寻求心态保守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的党更是有害的空谈，而且永远是国家动手压制的好借口。俾斯麦废止反社会主义法的理由之一，是他以及和他看法相似的重要人物认为，看透其表面的话，社会民主党其实对国家无害。但这看法是可能改变的。革命之谈，对党员也可能有害。一个在体制内和别的政党竞争选民支持的党必须兑现其承诺，但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个一再落空的承诺，就是革命。党员一边等待，心中一边作何感想?等待之际应该有何做法?明显可以做的事，是运用选举与国会，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让步。左派当然有很好的论点可以反对这种政策。这种政策有机会主义的嫌疑，又党如果耽于国会游戏而不能自拔，怎么办?要是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到的让步造成工人阶级放松警觉而自安于身家之谋，怎么办?这种政策难道不会导致革命干劲衰落，玩国会游戏而正中国家机会主义之计而进一步延后已经延后了好几次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