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引起太多事情，使人很容易忘了它自己也是别的事情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之一是“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加上冷战在战后迅速出现，而且是大战的结果，我们很容易只注意法西斯主义的“后历史”。据此看法，法西斯主义就像只兔子，这只兔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帽子里蹦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打发。这样处理法西斯主义不但干净利落，也符合一种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功能。这种处理方式使一些人能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欧洲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且是突如其来的小插曲。把法西斯主义看成在20世纪20年代毫无来由出现，再容易不过。取此看法之后，就可以把纳粹看成欧洲幸好从里面醒过来了的一场阴惨噩梦。

经常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没有值得一提的思想前身，即使有，例如尼采，勒庞，或索雷尔，那么，这些思想家一定也是被法西斯主义误解扭曲到面目全非。纳粹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恶毒又凶残的反犹主义，加上这反犹主义导致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那种恐怖东西，使人喜欢说纳粹的种族主义独一无二，是史无前例的。实则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成长于种族主义如家常便饭的世纪末欧洲，那个时代，“种族”在历史、文化、政治问题的解释上是一个很受尊重的通用范畴。“种族”无疑是个很粗略的解释范畴。例如，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力持正义的左拉，我们回顾他的小说，可以清楚看出，他的“种族”一词经常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而言。进化生物学，和一种文化的传递与发展，在19世纪的思想生活里混淆得很厉害。这两件事往往被看成同一回事。左拉认为，文化根本上决定于生物学因素。这正是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也不要太强调“达尔文主义”一词。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广开大门的教会，里面有我们今天说的死硬派拉马克主义者。“达尔文主义”是一张权威标签，一切拉七杂八的进化主义观念都喜欢贴，其中有些观念彼此八竿子打不着，有些完全相互矛盾，有些完全疯狂怪谬。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几乎人人相信后天形成的观念与态度能世代传承，而且其效应是累积性的：这些观念与习惯如果是不好的，则世代退化，如果是好的，则一路进步。

在19世纪，一门社会科学越贴近进化生物学，其科学来头越好。生物学是“真”的科学，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将生物学观念整批吸收。我们今天认为无法成立的类比，当时使用那些类比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古人类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根本不认为是类比。英国宪法评论名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早在1876年就写了一本书，叫《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此书与我们今天说的物理学几乎毫无关联，因为书中谈的全是进化生物学与政治，但书名选用“物理”一词，相当值得玩味。如果天下学术众口同声是进化论腔调，以“物理”简称所有学问，有何不可?而且在当时，使用进化生物学模型与方法，才是最进步的学术，或最进步的科学家。思想上的反动派斗着胆子，紧附《圣经》的创世记载，不然就耽溺于朦朦胧胧的黑格尔形而上学国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个不幸的副题“得天独厚的种族”，这副题却成为文明生活的日常谈资。种族主义，从帝国主义版到社会主义版，千种百样，哪个族群要是不能自视高谁一等，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或者皮肤色素太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