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帅给我的任务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在中国存在治外法权，很多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很难受到法律约束。可是励精图治的张大帅还是尝试树立他的辖区内的法律规范的权威，让自己的政令通行无阻，他试图挫败任何有损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犯罪行为。

我的侦察私贩军火的活动让意大利政府知道了，我六月间到天津时接到了意大利驻津总领事格勃利里的一个邀请，要我去见他一面。

我去了，他问我在天津预备做些什么工作，我答他说是来游历旅行的。

“别对我讲假话吧，”他说，“我对你到天津来的目的知道得很清楚。我得警告你，你虽然有中国当局给你的种种证明文件，但你还是意大利人，仍旧在我的管辖之下，假使我再发现你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我就要拘捕你，将你驱逐回国。现在给我滚出去吧，我没啥再跟你说的了。”

做我这一行，受到的威胁太多，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恐吓了。尽管如此，我必须履职，而且我决心一切凭良心办，不去顾念违法者的国籍。

在那一个夏天，我所缉获的包括数千支来复枪、手枪，同时我还查获了二百公斤的吗啡和海洛因，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公斤的鸦片。

11月14日，我得到了日本当局的同意，加上我的中国主人的帮助，我在天津的一艘日本轮船上搜到了四千多支意大利的来复枪，这些东西是预备运送到广州去的。第二天，我在本地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意租界警署署名的文告，那上面声称：“在日轮为中国当局所缉获之军械，虽属意国出品，然决非天津意海军营内之所有物。”我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他们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11月18日上午10点，一位和我很要好的意大利警官来看我，他很不安地对我说：“我亲爱的万斯白，我因负有使命来此，因此不得不置友情于不顾了。总领事格勃利里让我带给你一个非常紧急的驱逐令，并需立刻遵行。他要你在半小时内到车站，搭10点45分之前开赴上海的火车，你不准对任何人讲或以电话通知别人，但你可通知你的夫人，说你因要事急需赴沪，但不能告诉她，你是受了驱逐令而去的。假使你企图通知别人，那我就必须用武力押解你到车站。我知道，我对你的行为是非常不公道的，但是我是奉了命令而来，得交差，我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别把事情闹大，否则我将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逮捕你。我对你充满敬意，我希望你能够把我的话听进去，请你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火车站，我马上就去火车站，在那边等你。在此期间，你不要试图联络别的人来帮助你逃脱，你除了可以告诉家人你要去上海外，我奉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你不配合我，我就只能把你抓起来押到上海。”

我除了接受这强制的条件外，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对这个貌似“十分为难”的朋友无话可说，我只能匆匆地和我的妻子打了个招呼，告诉她我有急事要去上海。

半小时后，我被锁在一辆载货的火车车厢里，同行的有四个意国的水手和一个名叫罗美诺里的下级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