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知错误不只局限于基于某人的种族或者民族信息所做出的判断，它源于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对不同人类群体做出的判断，包括年龄、性别、宗教、社会阶层、性生活、残疾、外表、职业以及性格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更加容易成为人们解释某种行为的原因。正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论断所说，如果一个女人和某个皮货商的关系不佳，她会给他们的争执加一个解释—皮货商是犹太人。萨特提出疑问，为什么女人不把对皮货商的好恶与他的某种个性相联系呢？他们之间的争执跟他是不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认知错误是产生这些好恶情感甚至热情的根源，人们所属群体的信息似乎成为人们是谁、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强制性解释，从而为每个群体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方式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辩护。

令人好奇的是，社会认知错误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他人做出的判断，还包括对自己的判断。在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贝卡·利维对一个惊人的关联进行了验证—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对老年人所持的消极想法预示了他们晚年罹患心脏病的概率。即使排除了抑郁、吸烟和家族病史等因素，数据依然支持这样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思维定式并不利于我们对他人甚至自己做出判断。认真对待认知错误有很多理由，其中最令人信服的就是维护自身利益：思维定式和有色眼镜对我们自己也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我们为何会背离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这位研究人类思维能力的先锋，无情地嘲笑了“人类基于理性分析做出选择”这一观点。西蒙指出：人类既缺乏事实分析以及连贯的价值结构，又缺乏应有的推理能力，从而做出与主观预期相符的判断。这一论断在“柏拉图天堂”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人类做任何真正的决定时，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果给人们提供一张10美元的钞票和一张20美元的钞票，同样是免费提供，正常人肯定都会选择后者。但是，当情况变得稍微复杂或是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就会逐渐背离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我们知道，在日常选择中，不论吃意大利香肠还是蘑菇，去巴厘岛还是巴塞罗那，选择从事投资银行业或者做木匠，我们并不总是以让快乐与幸福最大化为原则。

20世纪后半期的证据逐渐证明，人类的理性行动大大受限。本书的使命就是跟随人类理性行为的界限，探究我们是如何判断自身、他人以及人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的。

作为如上分析的背景，我们始终牢记人类漫长的进化史塑造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本质。我们的祖先生活在相比现在更小、更趋同的群体中，时常面临着客观存在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下，他们进化出一种社会选择的机制，以纯粹的求生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描述的社会认知错误当中，有很多认知错误都是从前进化过程的胜利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