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经受所有的痛苦、生离死别和孤独，但却不能忍受委屈”。

对翟永明而言，酒吧满足了她对“一种无拘无束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的向往。白夜和写作，

这一纵贯，就是十五年。

虽然她说“白夜十五年，美好又厌倦”，但她既没有成为三毛那样的悲剧浪人，也没有被生活磨砺成一个憔悴妇人，而是成为了一个有意境感的人。

这已经是岁月与天意对女人莫大的赏赐。

我与你 /睹面如过千山 /掉头便已万里。 ——翟永明《画中人》

第一次在某大学硬被推到台前当众朗诵诗歌，翟永明竟然抛下偌大一礼堂的人扬长而去，结果是海子站出来走到麦克风前，说“我帮翟永明朗诵她的诗”才得以收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她与众不同的容貌与沉默背后，让江湖中人一再“英雄救美”？

在当事人的叙述中，真正的故事永远与传说不同。

她是来自旧日的，在当下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正深情活着的稀有范本，而且，几乎从未有悖自我。“80年代我不喜欢在各种各样场合里说话、表达，或者社交。其实不是神秘，就是性格问题。”但羞于开口的确助长了这种神秘性，让观者对女诗人产生层层误读。

直到 1998年白夜酒吧开张，翟永明的性格才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重塑。如今的翟永明有了一种与白夜相辅相成的气场——通透、大气和明理，让人觉得她什么都可以聊，好像什么都可以理解，也都可以谅解。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雅安地震第二日，她在上海的春雨中眉头紧锁，犹豫着是否要取消晚上的诗歌朗诵会。她对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也只有这样的深情，才会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她说的“人心中才会发生真正的地震”，所以她没有像彼时一样扬长而去，如期举行了晚上的朗诵会。

这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地通过几个电话，再见她时是白夜十五周年庆典的前夜，在青苔丛生的窄门外，高悬的星点灯光投射在她的侧影上，光晕里与之轻柔交叠的还有一个男人，她的画家前夫。

“这是何多苓。”她起身向我简单地介绍道。那一瞬，我心中风起云涌— —他看向她的目光，保护似的笼罩，让人回想起她从前在他画中的风华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