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当爱德华多·法拉奇因为胸膜炎而病重的时候，家中境况更加捉襟见肘，他们全家搬到了卡尔米内广场的一间地下室居住了一年。奥莉娅娜透过窗户和窗外的铁栅栏，注视着来往行人的脚步，以此为乐。父亲因为病重，变得十分虚弱，几乎整日待在床上。来探望他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加入法西斯党，这样可以帮他谋得一些生计，但是他并不想这样做。“我看着在床上的爸爸，他已经烧得很严重了。他边咳嗽边说：‘不，永远都不可能。’”在家中，所有的人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有一天，甚至连老安东尼奥也被逮捕了。“那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八岁了，他总是在街上和法西斯分子吵架。那天他喊道：‘墨索里尼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这样，他们逮捕了他，把他带到了法西斯审判处，将他关进了贮藏室，准备审判他。奶奶去为爷爷辩护，但是没多久，他们也把她逮捕了。”

在这个家庭中，反抗强权一直是一种传统。奥莉娅娜总是用一种钦佩的语气谈论着自己的外祖父——奥古斯托·坎提尼，他死于穷人医院，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外祖父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不去参加战争，他很早就做了逃兵。在他眼中，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争吵毫无意义。“其他的孩子们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崇拜氛围中成长，所有的人都经历了‘一战’的神圣洗礼。但是相反地，我听到的却总是关于作为逃兵的外公的故事。妈妈曾经自豪地说：‘我的父亲是“一战”的逃兵。’就像另外一个人说‘我的父亲是“一战”的英雄’一模一样。从小，她就入神地听外公唱年轻时的革命国歌：‘当我们还在一块儿，那就应该，打倒贵族，颁布新法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太阳不再闪耀，你们无论如何也将会被屠杀。’”

在爱德华多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注册成为社会党的一员。一九二三年，在同法西斯行动队的一次相遇中，他还负了伤。一九二九年，他开始同正义与自由的地下秘密印刷组织合作，并和城市中的其他反法西斯志士取得联系。托斯卡的想法和自己的丈夫一样，尽管她从来都不去参加公众集会。“对于妈妈来说，政治是男人的奢侈品。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来，让我们有吃的，让我们有地方抵御严寒，让我们能够学习，她是如此繁忙，以至于都没有时间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墨索里尼是坏人。但是对于她来说，他是坏人，这就足够了。”对于奥莉娅娜来说，爱德华多和托斯卡就是她心中最早的两位英雄，他们两个深深影响了她这一生和对勇敢这一概念的定义。“我非常幸运，能够由一对勇敢的父母抚养长大。他们无论是在实际行动中还是在精神品质上都十分地勇敢。爸爸是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而妈妈比起爸爸来也毫不逊色。”

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奥莉娅娜就长期被寄养在自己的姑姑丽娜家中，她的这位姑姑没有儿子，嫁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和她一块儿，奥莉娅娜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马尔米堡的度假生活，称呼她为小姐的女服务员，来自罗比吉利奥糕点店的糕点和茶饮。春天，姑姑让裁缝为她做了一套黑色天鹅绒长连衣裙，然后带着她去欣赏佛罗伦萨的五月演奏会。相反地，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姑父，因为他喜欢动手打人。此外，她的姑父还是一名法西斯党徒。“在他的卧室里有一根木棍，我一直不明白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它的用途。那天他带着这根棍子去了瓦尔达诺，回来的时候，棍子上已经沾满了血迹。‘知道这些血是谁的吗？’他跟我说，‘是药剂师的。我们给他好好上了一课。对这些玩意儿，我们会给他们好好地上一课。’我跑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他也把我的爸爸叫作‘玩意儿’。他相信那些玩意儿存在于民主中，存在于法国和英格兰！爸爸永远也不知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人。”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罗伦萨的路上随车队游行，奥莉娅娜也和姑姑一块儿去看了这场游行。路上全都是红色的百合花旗帜及黑色的纳粹党徽标志。乌云在空中集聚，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奥莉娅娜的童年也将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