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奥莉娅娜来说，除了他，仿佛什么都不复存在了。她的工作，一直到不久前都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动力，而现在也变得毫无意义。报社重新将她派往德黑兰，因为巴列维和苏拉娅即将离婚的消息连续不断地传来，但是在那儿发生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恶心。她开始抱怨，说自己对报道提不起兴趣了，而且厌恶旅行和人群。回到意大利后，她针对这对伊朗的王室夫妇写了一篇满是愤怒的文章，文章的第一句话看起来就像是在说她和阿尔弗雷德：“他们的这段感情结束了。或许，这段感情从来就没存在过。”

一九五八年春天，她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她很清楚，阿尔弗雷德丝毫没有心思想要和她生个孩子，这可能是他们彼此永远疏远的原因。对于这个孩子，她需要自己马上做出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是奥莉娅娜人生中极其特别的一个阶段，她从来没有掩饰，对于自己没能履行一个母亲的责任这件事，她视为一场惨剧。她也承认她早早结束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在她通信集中的一封信里，能够看出她当时做出了人工流产的决定。她询问了在伦敦或巴黎谁能够帮助自己流产。在英国，人工流产是违法的事情，需要偷偷地进行，但是在这里可以远离亲人和同事们的关注。这是她的想法，她也向阿尔弗雷德解释。她想在伦敦做流产手术，然后去巴黎，这里也是她唯一能够停留几天休息一下的外国城市。她病得很严重，但是并没有引起他人的怀疑。他说他已经找到了两三个地址，留给她做决定的时间也变得很少。“我需要尽快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再不决定的话就太晚，也太危险了。总之，不值得因这种原因如此早地前往地狱。”这是一件违反她原则和本性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除了阿尔弗雷德之外，她不会考虑任何事。“我知道，为了安全，我应该选择流产。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我就会一直困扰你并摧毁你的人生。”

奥莉娅娜私人文件中对这件事的记录并不详尽，也无法帮助我们精确地还原在那之后发生的一切。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奥莉娅娜在距离她宾馆几步远的地方——德贝利路——失去了意识。胎儿已经停止了呼吸，如果不马上做手术，她自己也将会有生命危险。拯救她的是一位清楚她状况的德国女性朋友。她知道奥莉娅娜发生这种突然的不适意味着什么，便立刻让他们将她送到医院，并告诉了医生们奥莉娅娜的情况。奥莉娅娜被安排做了紧急手术。一个月之后，她还遭遇了另外一件事，因为她术后一直出血不止，并伴有很多流产并发症。医生们没有隐瞒实际情况，他们直接告诉她这次事故可能导致她以后无法生育。

对于奥莉娅娜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创伤。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到意大利。现在她感觉自己已经完全接受这一连串的现实了，她的伤口也在逐渐愈合。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此外她还不得不对所有的人说谎。她长期神经衰弱，但是对于报社和家人以及她亲近的人，她对这些事绝口不提。她无法入睡，经常要吃安眠药以及带有镇静剂和抗抑郁成分的药品。她经常卧在床上，不但发烧，头疼得也十分厉害，这让她很难写作。她总是想哭。《欧洲人》的主编强制她放下手里的工作，休息几个月。他以为奥莉娅娜之所以会是这个状态，是因为工作过于辛苦导致的。他无法想象奥莉娅娜正在经受的折磨。从外表看，她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处事果断的女孩，但是她的内心，已经被摧毁成一片废墟。“上帝啊，我变成什么样了！”她在一篇笔记中如此宣泄，“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衰老了，尽管没有人相信，因为他们觉得我还小，因为我那年轻的面孔和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