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香港停留了一段时间。她走到边界，想从那里看着那个伟大的“禁国”。从边界回到火车上，她看到了一个裹脚的老人。看着这个老人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颤颤巍巍，这令她感到恐怖。“老人告诉我：‘你也看到了，在我那个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拥有最短的脚，不能超过九公分。我的脚不止九公分，因为我四十多年没有裹脚了。在五岁的时候，女孩们就要开始裹脚。她们用一点五厘米宽、两米长的棉质布条将除了大脚趾外的其他脚趾全部裹起来，每天都要更加用力地往里收缩，直到脚趾的骨头断裂，这样脚趾就能够叠进脚掌下面了。因为裹脚，我们需要躺在床上，那种痛苦令人无法忍受，痛不欲生。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是太难受，就自己将裹带解开，但是我的母亲因此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我就再也不敢了。脚很大的话就会嫁不出去，我的母亲如此对我解释道。事实上，当男人在娶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意你的脚有多长。’”

在香港，她去了夜总会，在那里，人们可以用很少的钱买到任何女孩。她参观了筲箕湾，那里的女人们住在平底帆船里，工作的时候将孩子背在肩上，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就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绑在自己的脚踝上。这座岛屿的报社——《英文虎报》——采访了奥莉娅娜，仿佛她是一位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明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奥莉娅娜脱下了自己的假发，心不在焉地把它扔进盒子里。正在采访她的记者呆若木鸡，问她既然自己有头发为什么还带假发。“因为我喜欢，而且这样让我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整齐。”奥莉娅娜心平气和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在等待启程去下一站日本的时候，她找裁缝做了一套地道的中国传统服装——中山装，还给家人买了数不尽的礼物：筷子、佛像、精美的信纸等。

日本是让她最感费解的一个国家。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矛盾。日本的女人是亚洲解放程度最高的，然而，她们还是保持着她们古老文明的传统。她采访了一位年老的皇室王妃，这位王妃见证了美国人带来的所有变化，并强力捍卫着：“麻烦您，请您记录下，在我们被摧毁的城市废墟中，诞生了新一代的女人。这些女人不再是美丽或者优雅的象征，她们成了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个体。请您写下这些，今天的日本人懂得阅读和写作，出版畅销全国的书籍，虽然这对于那些固执的传统主义者来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请您记录下，这全部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在日本，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就是女人。”

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夏威夷。奥莉娅娜发现，这里过去生活着世界上最自由的女人。她们不懂得什么是嫉妒，且不因做爱而感到羞耻，即使婚外情也一样。她尤其为玛丽·卡维纳·普库伊所震撼：她掌管当地一家人类学博物馆，试图教给新一代那些传统。“她很活泼，但是有点疯狂。她会突然站起来，然后开始跳呼啦舞。‘看到了吗？这是我爱你的意思。’她交叉着手臂，摇动着指头说道，‘这是孩子的意思。’她边说边摇晃着手臂，仿佛在哄一个婴儿入睡，‘这是大树的意思。’她把手掌摊平，将胳膊伸向天空，‘在檀香山的游客跳的舞蹈并不是真正的呼啦舞，呼啦舞需要伴着一段缓慢的音乐，通过手势讲述一个故事。跟着现代歌曲的节奏，怎么能够讲出故事？这都没有诗意了。’”离开这些群岛时，她偷偷地在行李箱里装了一些异国花卉的球茎。虽然法律严令禁止将这些东西带离美国，她还是偷偷地这样做了，因为她想把它们带给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