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但是自己要去收割自己种的那个麦子，重新去体会咱们这种祖辈跟土地这种关系，还是不一样。

陈忠实：我们从这个画面上看，这些在那儿割麦，都给人一种非常美的感觉。那个季节是农民一年中最忙活的季节，是最苦累的时候。大太阳照着，麦子地里头，那个温度可能在四十到五十度，大汗淋漓，而且都要不停地割。麦黄一晌，蚕老一时，你不及时收割，晚上要刮一场风，或者下一场雨，一年的辛苦就完蛋了。人们集中了一年的精力，就在那大约十天的时间，全部释放出来。其实我到青年时期也开始割麦，常常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不能停下手中的活。如果说稍微一停下手中的活儿，坐下来抽根烟，一根烟刚点着，还没吸两口，倒下就睡着了。

王全安：割麦确实不那么简单，你看段奕宏他们练了好久了。段奕宏的那个手，那个镰刀一下去，从哪儿过来，自己都不知道，接着来了两下，我一看那个手都快划了。小说《白鹿原》中，故事大多围绕族长白嘉轩展开。他信奉传统儒家思想，实践“仁、义、礼、智、信”，终生都在维护白鹿村的乡约。而在电影中，主角却变成了原本的次要人物田小娥。她用美貌与身体挑战封建礼法，与命运抗争，也最终命丧于此。她与白鹿原上诸多男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取代白嘉轩和鹿子霖之间的恩怨，成为了故事的主线。于是有人调侃，这部电影不应该叫“白鹿原”，而应叫作“白鹿原上的田小娥”。

杨澜：您有没有觉得是这部文学作品，把非常丰厚的历史简单化了？

王全安：没错。这种简单，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它要的是太迂回的东西，不是情节化的，不是情感化的东西，它是很难被影像再现出来的。比如说两个家族，或者是两个老汉之间那种斗争，或是延伸出来的那个伦理，它不像情感线，那么有冲突。看电影的老百姓他直观，他很不自觉地就会被那个有色彩的东西带走。

杨澜：稍微有点避重就轻，或者就拣那个相对比较直接能表达的。其实那块无论是从它的情节，它的解读，还是它的表现上都有点难。

王全安：没错，而且有些设定也很困难。比如说，如果让嘉轩这样一个人物像小说那么丰满的话，他是有前面的部分的。比如说七个女人，一直到种大烟，这么过来，这人物多了很多曲折，他就更结实。但是电影你要讲七个女人怎么弄的，再讲风水什么的，他不是很好懂，就是如果放到世界的一个范围去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他反倒容易偏了。事实上，在小说《白鹿原》的创作过程中，田小娥是最早跃现的人物之一。陈忠实曾写道：“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数女性榜样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踪影，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

杨澜：其实陈先生在写《白鹿原》的时候，在田小娥身上也是用情颇多的。最初要写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还是挺具有挑战性的？

陈忠实：这个女性的写作，也是面对着我们民族，那个大的历史背景，因为中国女性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才提出男女平等的话题。所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它要推翻的不仅是封建制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提升中国女性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家庭里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