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开始到牛津大学学习历史的时候，对德国抵抗希特勒特别感兴趣。我曾站在柏林前德军司令部的可怕庭院中，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上校（Claus Count Stauffenberg）及其同党就是在此被枪决的。我也曾亲眼目睹了1974年7月20日炸弹计划的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牛津大学学完第三帝国的历史后，我回到柏林开始着手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纳粹统治给柏林带来的痛苦。让一个人成为抵抗的战士、另一个人成为助纣为虐者的东西是什么？抵抗的战士是指施陶芬贝格，助纣为虐者是指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我对这个问题着迷不已。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是这方面特别有趣的一个例子，因为他的抵抗之路既漫长又复杂。特罗特深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痛恨统治祖国的独裁者，爱恨交织，备受折磨。

事与愿违，我最终并没有写德国抵抗希特勒的故事。我发现，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在共产主义的东德，人们同样面对着抵抗还是配合的两难困境，尽管形式要温和一些。因此，我没有写一篇有关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的论文，而是写了一部有关昂纳克（Honecker）统治下的柏林的著作。我还研究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欧的异见分子，陪伴他们在艰难的解放之路上前行。这些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异见分子与德国的纳粹主义抵抗者有两点共同之处：一点是总纠缠于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另一点是总担心战后（对于反共产主义的异见分子来说，这是指冷战后）可能出现的任何欧洲新秩序的道德基础。

在实力和道德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建议我们多怀疑实力而不是相反。正是这个原因，历史上的政治理论家针对该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美德是良政之因亦为其果，到当代国际关系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解决人道主义干预、人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等问题。（我希望，如果我基本上互换使用道德和伦理的术语，哲学家们能够原谅我。）

我应该把这些学识和思想应用到我所谓的“欧洲实力”中。这也需要解释一下。我这里所说的“欧洲”主要“指欧盟或者与欧盟相关”。我很清楚，欧洲和欧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此我确实主要指欧盟，作为各国的独特共同体，外交政策的独特参与者。这个名词“实力”一直被简洁明了地定义为“达到任何预期效果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说，你想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的能力。

“欧洲拥有什么样的实力？”这个问题引人入胜。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给出的一种答案是“没什么”。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将其有关美国人来自火星和欧洲人来自金星的著名文章题为《强权和弱势》（Power and Weakness）。美国强大，欧洲弱小。如果你像许多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对实力只有一维的定义，即简化为军事实力的单一维度，这种立场才站得住脚。即便在当时，欧洲也不乏潜在的军事实力。毕竟，欧盟的成员国拥有一百多万武装人员。然而，欧盟缺少可以部署和运作的军事实力，也缺乏动用军事实力的意愿。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对于许多欧洲人而言，不愿动用军事实力正是欧洲实力的道德基础之一。可能是如此，但还必须考虑实力的另外两个维度：经济实力（在这方面，欧盟基本上与美国旗鼓相当）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谓的“软实力”（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还可能是大学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