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因为这个核心不会是硬的。它是软的并且会日益变软。这样扩张会导致欧盟完全不一致，毫无基于一些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和共同政治身份要素的团结可言，当前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显然基于此类要素。如果哪儿都是欧洲，那就哪儿都不是欧洲。然而，我不相信，康德的这一绝对律令如果获得了恰当理解，还会必然导致一种无限扩张的前景。它反而应该引导我们迫切考虑一下，欧盟可以为不是其成员国候选人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的邻国做些什么，这样一来，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欧洲就无法使用其独特的诱导力了。其次，如果本着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的精神—欧洲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目的，我们把欧洲当作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那么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种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和其他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从美国算起，但是还包括其他说英语的民主国家，再到所有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当然还包括联合国—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现在，你可能觉得这个结论正在迅速接近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天上的馅饼”（pie in the sky），或者德语中更有礼貌、更加诗意的说法—Zukunftsmusik（远在天边的幻想）。对此，我没什么可辩解的。我们可以从德国抵抗希特勒和中欧异见分子对抗共产主义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现实主义还不够。以1944年的德国、1984年的波兰或者2004年的乌克兰为例，自称的现实主义者最终都不现实，理想主义者反而是更好的现实主义者。在国际事务中，要既符合道德又实际有效地思考和立即行动，其面临的挑战是恰当地融合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因地制宜。我们要双脚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