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日益增长的亲民形象和重新勃发的自信激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好奇心。4月，《莫斯科新闻报》的编辑叶戈尔·雅科夫列夫鼓起勇气询问叶利钦关于他如何被注射镇静剂拖到莫斯科党员面前的经历。他们的采访是在克里姆林宫国会大厦里进行的。雅科夫列夫建议拍一张叶利钦坐在莫斯科人牌汽车里的照片，车现在就停在大厦外面。

抱着玩笑的心态，叶利钦靠在这辆四四方方的汽车的方向盘上，摆好姿势，科尔扎科夫坐在他旁边，苏哈诺夫坐在后面，然后，叶利钦一时兴起，打开了点火开关，并开始向出口处行驶。他的乘客们知道他车开得有多差，都吓坏了。科尔扎科夫回忆道：“他把踏板弄混了，车子开得像袋鼠在跳。”苏哈诺夫说：“我向上帝发誓我从没这么害怕过。我们开过了马涅日广场，经过展览馆。我们试着让他停下来。他说：‘害怕的人滚下去！’我们成了我们领导人古怪性情的人质。他一路开回了他的市区公寓。我们紧张极了，衬衫都湿透了。”[3]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犹豫要不要发表这次与克里姆林宫的禁言令相违背的采访。他最终只在《莫斯科新闻报》的德文版上发表了，但这依然在莫斯科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骚动。一个月后，叶利钦在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中要求将利加乔夫革职，但终于否认了他曾在他的“秘密发言”中批评赖莎。

1988年6月的一次特殊的共产党大会上，叶利钦再次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来了。这次大会是第九次召开，也是1941年来的第一次，戈尔巴乔夫召开会议是为了推进更多新的改革政策。与常规的党代会不同，这样的会议只偶尔召开来解决紧急的政策问题。在政治公开的精神下，会议上出现了电视摄像机。被半驱逐的叶利钦没有收到邀请，但是，卡累利阿的代表团偷偷给了他一张票，让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进去。卡累利阿地区位于与芬兰交界地带，那里的人钦佩叶利钦。在到达国会大厦后，他发现，在5000名代表中，他俨然成了一个聚集好奇目光的人物，让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动物园里的大象。他向讲台上递交了在会上发言的书面申请，但他被限制在楼座后面的座位上，坐在这里的人从没被叫上去发言。

到了大会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确信自己一直被忽视之后，叶利钦沿着大厅的台阶走向前排座位，说服克格勃的警卫让他通过，然后高举着他的红色与会代表证，毅然走向讲台。一位塔吉克斯坦代表的讲话被中断了，当叶利钦笨重地走向演讲台时，大厅里一片寂静，在这整个过程中，叶利钦都直视着戈尔巴乔夫的眼睛。到达主席台后，他要求发言。台上的政治局委员们低声商议，商议过后，戈尔巴乔夫让瓦列利·波尔金下去悄悄地叫叶利钦去接待厅—到时候会轮到他发言的。

叶利钦开始沿着过道往回走时，一些有同情心的代表和记者用能引起人注意的声音低声让他别走。他意识到也许不会被重新接纳，就停下了，又走回第一排，在一个空座上坐下。戈尔巴乔夫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把他叫到麦克风旁边。

在代表们的高度期待下，叶利钦开始讲话了。他先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必须分析现在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停滞问题的原因。不应该有禁止谈论的话题。领导人的工资和津贴应该公开。如果出现短缺，那就大家一同感受。最后一条评论获得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大厅里还是有人跟他感受一样的。最后，他要求恢复他的官职。这句话引起了一片嘘声和叫喊声。戈尔巴乔夫出面压了下来。他说：“说吧，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他们想要你发言。我想我们不应该继续隐瞒叶利钦问题了。”叶利钦回答道，他唯一的政治错误是在错误的时间，即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前夕，发表引起争议的言论，但是，党应该像列宁一样允许反对者的存在。他离开了讲台—台下一半掌声，一半嘘声，他走出房间，被一群等在外面的你推我挤的记者和摄像人员包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