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无数龟

本卷的宗旨，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意尽量提炼普遍规律和适用于其他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然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概括，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卷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构架，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两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设计和选择；它们的代代传播凭借文化，而不是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变得不易变革。政治发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其原因就在人类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触发制度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受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构架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要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就像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26]促使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复杂，经常依赖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说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27]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构架。在介绍历史的章节中，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三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