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Steven LeBlanc）的研究，“非复杂社会的人类战争，大部分与黑猩猩的攻击相似。在那个社会层次，人类大屠杀其实是罕见的。由消耗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行战略之一，另外还有缓冲区域、突袭、收纳女俘、刑辱敌人。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几乎是彻底平行的”。[14]其主要差异，只是人类的更加致命，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多样、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类群体一样，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其他方面又有很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会组成家庭来抚养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级组织。然而，等级组织中的统治权运作，又令人想起人类群体中的政治。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并不生来如此，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大佬一样，必须借建立同盟来赢得。体力虽然要紧，但最终还得依靠与他人的合作。灵长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荷兰阿恩海姆动物园观察驯养的黑猩猩群体。他叙述两只年轻黑猩猩，如何联手取代较年长的雄性老大。篡夺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即凶狠对待它曾经的同盟者，并最终将之杀害。[15]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便行使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黑猩猩通过卑顺的招呼来承认权威：一系列短促的咕噜声，再加上深鞠躬；向上级伸手，亲吻上级的脚。[16]德瓦尔介绍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妈妈（Mama），相当于西班牙或中国家庭中的老祖母。“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巅峰时，甚至包括成年雄性在内的参战者总是求救于她。我多次看到，两只雄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告终于她的手臂。冲突升到顶点时，对手们没有诉诸暴力，反而大声尖叫，奔向妈妈。”[17]

在黑猩猩社会建立同盟，不是直截了当的，需要有评判他人品质的能力。像人一样，黑猩猩擅长欺骗，所以需要评估潜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海姆动物园长期观察黑猩猩行为的人注意到，每只黑猩猩都有显著个性，有的比其他的更可信赖。德瓦尔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观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伙伴或假装和解，等其他黑猩猩放松警惕再有所行动。由于这些行为，低等级的黑猩猩都学会远离她。[18]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但不总是照办。如违反群体规则或违抗权威，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德瓦尔讲起一件轶事，一位名叫伊冯的研究生，与一只名叫可可（Choco）的年轻黑猩猩同住：

可可变得益加淘气，该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电话听筒搁起。伊冯一边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紧，一边给予严厉的责骂。这顿责骂似乎蛮有效果，伊冯便坐上沙发，开始读书。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盖，伸出手臂搂她的脖子，并给她一个典型的黑猩猩亲吻（嘴唇敞开）。[19]

德瓦尔很清楚将动物人格化的危险，但贴近观察黑猩猩的人们，绝对相信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潜流。

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现代黑猩猩和人类，尤其是生活在狩猎采集或其他相对原始的社会中的，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如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叙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假定，在进化成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然后在较迟阶段，从头开始第二次进化。较为可信的假定应是：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戚团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