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插曲格外让人难忘。那是一场发生在两人之间的对话：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部队的托尼·杨格尼（Tony Yengeni），以及本塞因（Benzien）警官，他曾刑讯前者，而现在他乞求赦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托尼要求本塞因警官对委员会示范他当初是如何将浸湿的帆布袋套在囚犯头上。“示范给委员会看你当初是如何让我们窒息，害我们以为自己溺水、以为自己即将窒息而死。”于是委员会请一个人平躺在地板上，一个布袋套在他头上。“请示范给我们看，你当初是如何固定那个布袋—还有你绑住它多久。”本塞因警官跪在地上把那个布袋固定住，并持续一阵子。在他站起身后，托尼对他问道：“你可以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这位警官接着便哭了起来。此人曾经手握生杀大权，威胁恐吓了许多人，如今竟然当庭落泪。他的两眼浮肿、双颊通红、泪下如雨。他过去曾是国家的刽子手，双手可能夺去好多人的生命，如今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泣不成声，但他的流泪不是因为受到严刑峻罚，而是被问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

而某种程度上这成了委员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一群人可以对另一群人做出这种事情？想到这个问题总不免让人感到惊骇与不可思议。这样的行为威胁到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这并非仅是计算某项国家政策的利弊得失，在各个利害关系之间做权衡轻重。此事攸关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关怀什么？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有羞耻心吗？若有，那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呢？而所有的证据与反省都指向一个确切的结论，即绝不可重蹈覆辙。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使命，有些事情就不该是人类对人类彼此相加的。或许在整个真相与和解的听证中，最让人永志不忘的场景就是那位过去的施暴者流泪的画面。

本塞因警官得到了赦免。他坦白揭露真相。假设我们可以找到必要的证据将成千上万如他这样的人定罪，并通通关进监狱里，对我们来说反而所获有限。但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我写道，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而这就是我温柔的复仇。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故事继续下去。我后来成为宪法法院法官，披上绿色的法袍，和其他十位法官一同列席法院，思索恐怖主义对我们的新宪法秩序所拥戴的核心价值有何影响。在我这些同事之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大半生都被视为恐怖分子，而另一半则是恐怖分子的辩护人。我的许多同事都曾忍辱含垢而活，不仅是因为三餐不得温饱而已，更因为由于他们不是白种人而被羞辱、歧视。现任的南非首席法官有次和我开着车经过一栋位在德班（Durban）的建筑，他以嘲谑的口吻对我回忆一件陈年往事，说他还是一名十六岁的少年时，他曾在那栋建筑前面被迫和其他人排成一列、脱光衣物，并被人用消防水管喷水清洗身体、接受身体检查，完毕后才准予“通行”。他当时还是个少年，对这种事可以过了就算了，人生就是这样子，但他无法置若罔闻的是，许多比他父亲还要年长的男人也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另一位同事在罗本岛的监狱里关了十年。其他至少有两位，我确定，曾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人拥有非常不同的生命历程，尽管这让他们能过着品尝佳肴美酒、收藏珍本古书的生活，他们同时也始终是义无反顾、毫不妥协地反对种族隔离的律师。法官们背景各有不同，但无论我们的生活与专业经历有何差异，我们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拥护宪法。更准确地说，我们全都发自肺腑地服膺这部没有种族与性别偏见的宪法，矢志献身于捍卫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开放及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