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30]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31]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32]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恬不知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