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1994年4月27日—这是我们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日子。为了这一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为了这一天，我们有那么多人遭受催泪瓦斯的毒害、遭受警犬的撕咬、遭受警棍与皮鞭的毒打；为了这一天，有那么多人被酷刑折磨、被隔离监禁、被处以死刑或被迫流亡。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们终于可以投票，可以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参加第一次民主选举。等到有权投票的日子，我已经62岁，纳尔逊·曼德拉则已近76岁高龄。

充满兴奋、期待、焦虑乃至恐惧的气氛令人心惊魄动。是的，人们害怕那些发誓要破坏这最重要一天的右翼分子的邪恶阴谋可能得逞。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炸弹爆炸事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竟发生了数起爆炸。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和往常一样，清晨起身，静思和散步，进行晨祷，然后到主教廷的大主教礼拜堂领圣餐。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土，可是它已浸染了那么多儿女的鲜血，它是如此悲惨的一块国土，我们企盼着在它历史上这非同寻常的一天，局面能够尽可能保持正常。在南非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前夜，暴力变成了一种瘟疫。直到那著名的最后时刻之前，M. 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IFP）仍在扮演主角，威胁着不参加选举。我们全都下定了决心，准备面对最残忍的血腥屠杀，特别是在因卡塔自由党的堡垒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和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该省的对抗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杀戮，政治上的极度不宽容令人震惊，已有无数人为此丧生。局势之严重，无以复加。我们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不知道这次又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万幸的是，在某个神秘的肯尼亚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莱齐终于同意放弃抵制，避免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杀戮。全国上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终于就要开始采取一项政治和公民行动了，这在那些正常的国家里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他们通常担心的是选民的冷漠，而不是投票点的暴力和混乱。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我的内心深处怀着死结一般的忧虑。那天早上我们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土，挫败被黑暗蒙蔽的子民的阴谋。在过去种族隔离猖獗的黑暗日子里，我曾经布道说：“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是主宰。”有时当邪恶似乎就要压倒善良时，我只能紧紧抓住这一条教义，好像在黑暗中为自己壮胆，又常常忍不住想在上帝的耳边悄悄说：“我的老天，你就不能让你的主宰更明显一点吗？”

早餐后，我们驱车出了开普敦大主教“官”邸—主教廷（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此度过了他获释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离开了周围绿树成荫的富人郊外居住区。我已决定要到贫民城镇去投票。这样做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我要表明，我是和那些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日复一日生活在贫困和肮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中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毕竟，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分子。1986年我就任大主教时，根据种族分隔居住区的“社团区域法”仍在执行。即使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又担任了南部非洲圣公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我也不能和家人住进主教廷，除非首先得到特许证，使我免于社团区域法的管辖。但是，在我当选大主教后，我已宣布我不申请这样的特许证。我说我是大主教，应当住进大主教的官邸，种族隔离政府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并未因违反了这一可憎的法令而遭到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