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

委员会的重点和大部分工作都和严重违反人权案的受害者及幸存者相关—听取他们的陈述，调查他们的证词，让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有机会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起草补偿与和解建议书提交政府。但是，政治家们就大赦达成的协议，使大赦和为处理赦免申请而成立的委员会，成为我们运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条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人觉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励了犯罪呢？罪犯仅仅抱歉并当众受辱就够了吗？正义怎么办？由于大赦一笔勾销了申请成功的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那么剥夺受害人向罪犯和国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是否公平？

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结束本章时我想指出，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这在恩古尼语族中叫ubuntu（乌班图），在索托语中叫botho。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呢？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 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一个有ubuntu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贬损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

和谐、友谊和共享都是善行。社会和谐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极力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说压迫者人性的损失如果不是超过也绝不亚于被压迫者，而许多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他们恨之不及、不负责任的图图煽动仇恨的另一个口号。然而，吉米·克鲁格先生谈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时令人胆寒的冷言冷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例证。他在一次集会上开玩笑说，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绝食抗议，这说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饿死。他说史蒂夫·比科的死“让我无动于衷”。你不能不问，能这样随便谈论另一个人类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