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研究者常常并不仔细阅读文本，只给出对文本的大概印象。有时这种大概印象只是重复他人的意见，有时甚至是研究者借诗人之口说自己心事。文本是诗人给我们的礼物，读者当然也重要，但是读者不应该是唯一在场的人。这不过是对诗人表示尊重，如此而已。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大半是以文本为中心的。

《单向街》：您认为，“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学者对传统的敬畏之心？应怎样克服？

宇文所安：这和前一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人们常常先是听说到很多关于杜甫的议论，比如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他的伟大之处，等等等等，然后才读到他的诗，而在读诗的时候，他们又往往拿一点点有限的阅读去印证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这个过程应该反过来。应该先读诗，而且，要读一个作家所有的诗，读他的全集，然后再得出结论。这时就会发现诗人比那些老生常谈的概括要复杂得多。

《单向街》：关于唐代文论，您在《中国文论》中仅论述了《二十四诗品》，是否意味着，唐代特别是盛唐，相对缺乏系统自省的传统？您在《盛唐诗》中论述过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您觉得，它是否具有文论价值？

宇文所安：这个问题很大，可以做出很长、很复杂的回答。这里容我给你一个短小的回答。在欧洲文学传统里，在印度文学传统里，冷静、客观、系统化的论文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中国传统则不同。就拿《论语》来说吧，《论语》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富有权威性的文本之一，在这一文本里，我们看到一个对人生社会作出过很多思考的人，对某一种当前的情势，或者说一个现下的时刻，作出言简意赅的回应。这是中国文学思想传统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它和欧洲或者印度传统中的系统化论文同样有效和有力。换句话说，欧洲或者印度的论文传统，与中国文学史上偏爱简短评论的倾向，二者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能说它们是不同的。

《单向街》：中国诗歌已经很难再造唐代的辉煌。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诗歌力量的磨损？中国诗歌的出路又在哪里？

宇文所安：谁说中国诗不能再造唐代的辉煌？我们怎么知道一百年后人们回顾今天，不会把二十一世纪视为中国诗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总是后设的。诗人应该读唐诗、喜爱唐诗，但是唐诗不应当成为一种心理负担。诗人应该把唐诗视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美妙作品，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

《单向街》：唐诗曾对西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过影响。现在，这种影响是否在继续？大致情况是怎样的？

宇文所安：每个国家的作家都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作家的影响，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作品。这是由写作的性质决定的。这好比遗传基因的多样化，可以增强体质。现在的美国诗人当然也有受到中国诗影响的，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发生最大改变的是“文坛”本身。五十年前那些受到过唐诗影响的诗人是当时在文坛上具有“领导地位”的诗人，现在则有很多诗人、很多流派，这些诗人和流派各有不同的兴趣，因此，很难说任何一派在文坛上具有领导地位。

《单向街》：您经常写诗。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得意的一首诗或几段诗句？

宇文所安：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诗了—自从我发现我写的散文比诗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