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淘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拥有异乎寻常的狡黠、市侩和聪明。正如浙江的企业家所证明的，普通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行贿赂、避开僵硬的规章制度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所以，一个在记者面前说错话的教授可能会突然遭到降级处分，一个太过热衷于腐败调查的编辑有可能会遭到解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只是想尽其所能帮助委托人的律师，如果接了不该接的案子，有可能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待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